茶馆开了五天，客人不多。
婉容，柳眉也并不着急，她们每天开门，烧水，擦桌子，等客人来。
来的大多是街坊，老头老太太，坐一下午，喝一壶茶，说几句闲话。
婉容给他们续水，听他们说米价涨了，说房租贵了，说谁家的儿子去了前线，几个月没来信了。
她听着，不说话。
柳眉坐在柜台后面剥花生，花生壳堆了一小堆，她把花生仁放在碟子里，端给那些老人。
第六天，来了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素色旗袍，月白色的，没有花，没有绣，领口别着一枚银质胸针，小小的，梅花形状。
头发挽着，用一根白玉簪子别着。手里提着一把油纸伞，伞收着，当拐杖拄。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目光扫过几张桌子，落在婉容脸上。
婉容正在擦柜台，抬起头，两个人对视了一瞬。那女人笑了，笑容很淡，
“老板娘，有茶吗？”
婉容放下抹布。“有。您坐。”
那女人在靠窗的桌子坐下，把伞靠在桌边。柳眉端了一壶茶过来，放在她面前。
女人端起茶杯，闻了闻，没有喝，又放下了。“龙井。去年的。”
柳眉看着她。“您舌头真灵。今年的还没下来。”
女人笑了。“我喝了一辈子茶，这点分辨还是有的。”她看着婉容，“老板娘，你这茶馆开了几天？”
婉容在她对面坐下。“五天。”
“五天。生意不好做吧？”
婉容给她续了水。“不好做。可还得做。”
女人端起茶杯，这次喝了。她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品酒。喝完，把茶杯放下，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按了按嘴角。
“我叫梅若兰。以前在北平唱戏，唱青衣。”她顿了顿。“日本人来了，戏班子散了。我来上海，想在租界找个活路。可活路不好找。”
婉容看着她。梅若兰三十出头，眼角有细纹，可五官精致，年轻时一定很美。她的手很白，手指细长，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手背上有一道疤，不深，可很长，从指根到手腕。
“您手上的疤？”
梅若兰把手翻过来，看了看那道疤。“在北平留下的。日本人让戏班子去唱堂会，我不去。他们砸了戏箱，我拦着，被刀划了一下。”她把袖子往下拉了拉，遮住疤。“不疼了。可忘不了。”
柳眉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在她旁边坐下。“您在上海住哪儿？”
梅若兰看着她。“法租界，一家小旅馆。快住不起了。”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老板娘，您这茶馆缺人手吗？我什么都能干。端茶倒水，扫地擦桌，都行。”
婉容看着她，看着这双还藏着光的眼睛。“您会唱戏吗？”
梅若兰愣了一下。“会。唱了二十年。”
婉容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放在梅若兰面前。“您把会唱的戏写下来。晚上关店了，您唱一段。唱得好，您留下。工钱我照付。”
梅若兰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她拿起笔，写。字很漂亮，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了满满一张纸，递过去。婉容接过来，看了一遍。上面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生死恨》。
“这些都会？”
梅若兰点了点头。“都会。学了二十年，唱了二十年。”
婉容把纸折好，塞进抽屉。“晚上关店，您唱一段。现在，您先坐着，喝茶。”
傍晚，茶馆打烊了。婉容把门关上，把灯点上。柳眉把桌子擦了，椅子摆好。梅若兰站在屋子中间，手里没有东西，空着手。她深吸一口气，开口唱了。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
她唱的是《贵妃醉酒》。声音不大，可很亮，像一把刀劈开空气。婉容站在柜台后面，听得入了神。柳眉靠在墙上，闭着眼睛。梅若兰唱完了，收了声，站在屋子中间，等着。
婉容拍手。柳眉也拍手。
“梅姐，您留下。”婉容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大洋，放在桌上。“这是这个月的工钱。旅馆您别住了，搬到茶馆来。楼上有间空房，不大，可干净。”
梅若兰看着那几块大洋，没有拿。
“老板娘，您不怕我是坏人？”
婉容笑了。“坏人不会唱《贵妃醉酒》。坏人不会在手上留一道疤。”
梅若兰的眼眶红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把大洋拿起来，攥在手心里。
柳眉拉着她的手，上楼去了。楼梯吱呀吱呀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轻了，远了。
张宗兴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推开门，看见婉容一个人坐在灯下，手里端着茶杯，没喝。
“今天生意怎么样？”
婉容把茶杯放下。“来了一个人。唱戏的，在北平唱过，日本人来了，戏班子散了。我留她在茶馆帮忙。”
张宗兴在她对面坐下。“信得过？”
婉容看着他。“信得过。她的手上有道疤，是日本人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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