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1989年的夏天，大巴山像被扔进了火炉，正坝区中学的教室更是闷热得像蒸笼。屋顶的瓦片被晒得发烫，连窗外的梧桐叶都蔫蔫地耷拉着，邓鑫元握着笔的手不停冒汗，在草稿纸上晕开一片片墨痕。他报考了县师范学校——这是他早就定好的目标，他太想尽快走出从正坝区通往县城的“鼎罐坡”，那条坡又陡又长，雨天满是泥泞，走一次要磨破半双布鞋；他更想早点吃上商品粮，让父母不用再靠天吃饭，不用再为他的学费卖鸡蛋、织草鞋。
同桌谭伟明的志愿则是县重点高中，他的目标更远：“先考重点，再考大学，走出开县通往外界的‘大垭口’，去北京、去上海！”两人的书桌紧挨着，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可那份为未来拼搏的劲，却同样足。
中考那天，邓鑫元发挥得异常出色。尤其是数学，卷子上的题目他几乎都练过，只用了一半时间就答完了所有题，还反复检查了三遍。走出考场时，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他却信心满满，甚至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穿着师范校服、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那时他就能领工资，就能把母亲接到镇上住，让她不用再在田里操劳。
成绩公布那天，邓鑫元跟着父亲去了区中学的公告栏。公告栏前挤满了人，他踮着脚往里看，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全县前五十名！谭伟明比他少三分，排在第五十二名。师范学校的录取线是全县前二百名，他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稳了。
消息传回村里，村里人都来道喜：“老邓家要出个吃公家饭的了！”邓父邓母走路都带着风，母亲每天都要把他的奖状拿出来擦一遍，父亲则把烟袋锅子擦得锃亮，见人就笑着递烟。邓鑫元也开始收拾行李，把那支二哥送的钢笔、陈博士写过字的笔记本都小心地放进书包，等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谭伟明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早就寄到了，朱建军、王贵明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到了，唯独邓鑫元的通知书迟迟不见踪影。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村委会问，回来时眼神一次比一次黯淡，嘴里却还安慰他：“可能路上耽搁了，师范学校的通知书要走邮局，慢些。”
“再等等，别急。”父亲也跟着劝，可他烟抽得比平时更凶了，夜里常常能听见他在院子里踱步的声音。
直到八月底，离开学只剩几天，邓鑫元实在忍不住，跑去区中学找班主任黎老师。黎老师见他来了，叹了口气，才说出真相：“体检时你因为感冒持续高烧，血常规、血压、嗅觉这些指标都不合格，师范学校的录取标准严，不符合就没法录。”
邓鑫元愣住了，他记起中考前确实感冒过，发了两天烧，可他以为扛过去就没事了，根本没在意体检的事。“那……那我还能读什么？”他声音发颤。
“按照当年的政策，‘中师、中专、重高’是唯一志愿，你没报其他的，现在只能去温泉中学了。”黎老师的声音里满是惋惜，“那是全县最差的高中，每年高考能上大学的没几个，前几年还连续‘白板’（零录取）……”
邓鑫元走出老师办公室时，阳光刺眼得让他睁不开眼。他没回学校，而是直接去了地里——父亲正在拔花生，地里的土被晒得滚烫。他默默拿起锄头，帮父亲挖花生，烈日当头，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刺得生疼。他直起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那些曾经让他觉得充满希望的山，此刻却像一道道屏障，把他困在原地。他第一次感到，命运竟然如此不公。
晚上吃饭时，邓鑫元把消息告诉了父母。饭桌上一片沉默，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突然，母亲放下碗，声音坚定得不像她平时的样子：“我去找找人，不能让你就这么去温泉中学。”
第二天天还没亮，鸡刚叫头遍，母亲就叫醒了邓鑫元。院子里，那只最肥的母鸡被绑住了脚，正不安地扑腾着；旁边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整整五十个鸡蛋——这是家里半个月的收成，母亲平时连一个都舍不得吃，都攒着换钱。
“走吧，进城去。”母亲把鸡蛋篮递给他，自己抱起母鸡，“我打听了，你表姥爷家的远房老表在教育局人事科工作，咱们去求求他，说不定能有办法。”
他们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才到公路边。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坐上通往县城的班车。班车又旧又挤，满是汗味和汽油味，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县城。教育局在一栋三层小楼里，灰扑扑的墙面，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
爬上二楼时，邓鑫元的腿直打颤。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害怕——他长这么大，从未求过人，更别说带着鸡和鸡蛋上门了。母亲整理了一下衣襟，又帮他捋了捋皱巴巴的校服领口，深吸一口气，才轻轻敲了敲人事科的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不耐烦。
门开了，一个穿着白衬衫、梳着油亮分头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看了看母亲怀里的母鸡，又看了看邓鑫元手里的鸡蛋篮，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眼神里满是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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