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座城市叫塔吉尔。这里的天空总被工厂的烟尘染成一种病态的灰黄色，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酸涩气味和黑色粉尘。街道宽阔但布局呆板，赫鲁晓夫楼斑驳的墙体与远处斯大林式建筑的尖顶古怪地混杂在一起，仿佛一个对自身历史感到困惑的巨人在沉睡中胡乱堆砌的积木。人们的面孔大多像未打磨好的木雕，带着一种被漫长冬季和沉重生活磨砺出的隐忍与淡漠。就是在这里，住着我们的主角，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彼得罗娃。
因德拉，正如故事里听来的那样，的确称得上肤白貌美。她的美不属于下塔吉尔，更像是在圣彼得堡宫廷画师笔下溜走的一抹亮色，不小心坠落在了这乌拉尔的工业灰霾之中。这种格格不入的美，或许本身就容易招致非常之事。
事情开始于两年前，一月份。那是北方的“狼月”，黑夜漫长而寒冷，呼吸能在窗玻璃上结出厚厚的白霜。因德拉第一次梦到了那个男人。
梦境并非起始于什么奇诡的场景，反而普通得令人不安。她仿佛只是在一个熟悉的城市公园——有点像下塔吉尔中心那个有着锈蚀长椅和光秃秃白桦林的公园——里，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走过来，自然而然地开始与她交谈。梦中的逻辑如同浸了水的墨水般模糊，因德拉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何在此。他的面容笼罩在一层柔和的、令人愉悦却无法穿透的光晕里，看不清细节，只知道是个男子，身姿挺拔，穿着似乎很得体。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散步，聊着一些醒来后绝对记不清具体内容的闲话。气氛友好，甚至称得上愉快。然后，通常在她感到一丝疲惫，或是走到某张特定的长椅旁时，梦便恰到好处地结束了。
她醒来，室内是下塔吉尔黎明前深沉的蓝黑色，暖气片发出单调的嘶嘶声。梦境的残片异常清晰，不像大多数梦那样迅速消融于意识的阳光之下。她记得散步的路径，记得风吹过光秃树枝的声音，甚至记得那种轻松愉悦的情绪，唯独记不清他的脸和名字。她把这当作一桩趣闻，在吃腻味的荞麦粥早餐时，随口告诉了母亲。
母亲，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一个典型的罗刹国妇人，身材壮实，脸庞被岁月和生活刻上了深深的沟壑，眼神里混合着虔诚、迷信与务实的坚韧。她一边用力擦拭着印有红星图案的搪瓷水壶，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梦是瞎眼的吉普赛人，因德拉什卡，胡言乱语当不得真。大概是你看多了那些莫斯科来的时髦杂志。”父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则从泛黄的报纸后哼了一声，表示了对妻子论断的全部支持。
于是，因德拉也没太在意。
然而，梦并未停止。它像一个固执的、每周必来的幽灵访客，准确地出现在因德拉的睡梦中，频率稳定得近乎仪式化。更奇特的是，这些梦境如同连续播放的胶片，每一次都能精准地承接上一次中断的地方。
上一次，他们坐在那张公园长椅上，男孩（她在心里开始这样称呼他）正说到某个有趣的笑话的一半；下一次梦境，便从他吐出笑话的后半句开始。上一次，他们决定去参观一个梦境中出现的、从未在下塔吉尔存在过的画廊；下一次，他们便已然站在画廊那些色彩扭曲、画面荒诞的展品前。梦的叙事流畅得可怕，仿佛她的夜晚并非休息，而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存在的、更加生动的现实。
因德拉开始能在醒来后，巨细无遗地复述梦中的经历。她告诉闺蜜，她们在梦里的“人民百货商店”买了什么牌子的香水（一种现实里没有的、带着冷冽松香和古老纸张味道的古怪牌子），又在梦里的“红色十月咖啡馆”喝了怎样一杯浓醇得不像梦境的咖啡。闺蜜们起初觉得有趣，后来便渐渐流露出一种混杂着好奇与轻微不安的神色。“因德拉，这听起来……太持续了。就像……就像你真的在那边过了另一个日子。”
因德拉心里也泛起嘀咕，但梦中的体验总体是愉悦的。那个看不见面容的男孩对她体贴入微，总是能带她去往梦中城市最有趣、最美丽的角落，耐心倾听她哪怕最琐碎的抱怨。这是一种在冰冷僵硬的下塔吉尔现实中所缺乏的温存。她甚至开始隐隐期待每周的入梦。
直到去年秋天，事情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一个弥漫着金黄色落叶（下塔吉尔的秋天总是来势凶猛，去得匆忙）气息的梦境里，在一座仿佛由水晶构筑的、现实中绝无可能存在的玻璃穹顶建筑下，男孩向她表白了。他的面容，在那个瞬间，突然如同聚焦成功的镜头般，变得无比清晰。
他极其英俊。是一种超越了民族特征的、近乎雕塑般的完美。高颧骨，挺直的鼻梁，下颌线条清晰而优雅。眼睛是极深的湛蓝色，像是贝加尔湖最深邃处的湖水，蕴含着无尽的温柔与一丝难以捕捉的忧郁。头发是深栗色的，微微卷曲，梳理得一丝不苟。他身材高大，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大衣，围着一条柔软的灰色羊绒围巾——完全是那种旧时代贵族知识分子或是成功艺术家的派头，与下塔吉尔普遍穿着臃肿羽绒服、工装裤的男人们格格不入。他告诉她，他叫阿列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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