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在梦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他的怀抱。谁能拒绝这样一个英俊、温柔、仿佛从理想中走出的伴侣呢？即使在梦里。
自此之后，他们在梦中的关系急转直下，迅速升温，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恋人。梦中的城市也愈发清晰、具体，甚至开始出现路牌和商店招牌，上面的文字是一种扭曲的、类似俄语但细看又有些不同的西里尔字母，因德拉在梦中却能毫无障碍地“读懂”。阿列克谢的一切都向她敞开了：他的“性格”温和儒雅，略带羞涩；他的“谈吐”风趣而富有智慧；他甚至告诉她，他是一位“建筑师”，设计过梦里城市中好几座标志性的奇幻建筑。
然而，与现实世界的甜蜜梦境相反，因德拉的现实生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崩塌。
她先是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夜晚变得可怕，她害怕入睡，害怕再度进入那个过于真实的梦，却又在某种无法抗拒的拉力下最终沉沦。接着是梦魇。并非关于阿列克谢的噩梦，而是一种更原始的、被沉重之物压迫无法动弹的恐怖体验，一夜往往反复数次。她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原本光彩照人的脸庞变得苍白消瘦，眼下永久性地烙着青黑色的阴影。她开始莫名其妙地感冒、低烧，浑身关节酸痛，仿佛身体的能量正被某个无形的漏斗持续不断地抽走。她去了下塔吉尔第三人民医院，那位头发稀疏、眼神疲惫得像刚被训斥过的区卫生局代表一样的医生，在做了全套检查后，只能含糊地诊断为“神经衰弱”和“轻度贫血”，开出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维生素和镇静剂。
家人终于意识到了严重性。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偷偷去了城郊的圣尼古拉教堂，从一位喝得醉醺醺、身上散发着酸啤酒和旧法衣味道的老神父那里求来了圣水，洒在因德拉的床头。又从一个据说是来自高加索的、卖腌菜和古怪草药的鞑靼老妇人那里买来了据称能驱邪的蒜头和某种干枯的草药根，塞在因德拉的枕头下。效果微乎其微，梦依旧每周造访，因德拉的身体依旧每况愈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则闷头抽着劣质香烟，认为女儿肯定是中了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需要加强思想锻炼，甚至建议她去申请一份额外的车床夜班工作，“让劳动的汗水冲刷掉脑子里不健康的幻想”。
因德拉自己则坚守着从那个中国故事里听来的最后底线：无论阿列克谢在梦中多么柔情蜜意，只要他不说出那个致命的地址，她就相对“安全”。而阿列克谢，确实从未提及任何现实中的地点。他的世界似乎完全局限于那个光怪陆离的梦中城市。这给了因德拉一丝虚弱的慰藉。
转折点发生在一月份，临近旧历新年之前。那是因德拉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的一次梦到阿列克谢。
梦境并非起始于往常的公园或街道，而是直接出现在因德拉的“家”中——一个布局与她现实中的家一模一样，但光线更暗淡、空间更扭曲的复制品。阿列克谢就在那里，穿着异常正式的黑西装，表情不再是往常的温柔，而带着一种紧绷的、难以掩饰的激动和焦虑。
“因德拉，”他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冰冷刺骨，不像活人，“我的母亲……她听我无数次谈起你，她非常喜欢你。她坚持……一定要来拜访。来见见你的父母，谈谈我们……我们之后的事情。”
因德拉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并非来自他冰冷的手，而是来自话语中不容拒绝的、即将闯入现实的恐怖意味。“之后的事情”？什么之后？梦之后？还是……生命之后？
没等她回答，门铃响了。声音尖锐得不像门铃，倒像是某种报警器。
阿列克谢几乎是冲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身高大约一米六，体态微胖，穿着样式古板厚重的深色连衣裙，外面罩着一条磨损严重的毛皮披肩。头发是灰褐色的，在脑后挽成一个紧实的发髻。她的脸庞圆润，甚至可以说有些“面善”，带着一种旧式小市民阶层妇女那种刻意摆出的和蔼笑容。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小而明亮，闪烁着一种过于热切、几乎贪婪的光芒，仔细地、一寸寸地扫视着因德拉，仿佛在评估一件期盼已久的货物。
“这位就是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吧？哦，上帝，真是个美人儿！我是阿列克谢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女人的声音尖细而急促，像快速敲打的木槌。
这时，梦境的诡异感达到了顶峰。因德拉“看到”自己的父母也出现在了客厅里。他们的样子模糊不清，动作僵硬，如同被无形丝线操纵的木偶，脸上挂着凝固的、非自愿的微笑。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极其自然地、几乎是强行地绕过因德拉，一把抓住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木偶）的手，热情地摇晃起来。“亲爱的亲家母！瞧瞧我们多有缘分！我们阿列克谢可是把因德拉夸上了天，说她又聪明又漂亮，性格还好得不得了！我们两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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