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说话有什么用？”另一个年轻工人握紧拳头，“荷兰人从来不听我们说话。我父亲当年在日惹的糖厂做工，因为要求发拖欠的工钱，被荷兰经理叫警察活活打死。我母亲去告状，反被说成是‘煽动闹事’，关了三个月。”
苏罗托悄悄出现在竹棚门口，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光是说话当然没用。但如果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说话呢？如果所有种植园、所有矿场、所有港口的工人都停止工作呢？荷兰人还能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全都打死吗？”
他看着一双双在昏黄油灯下闪烁的眼睛：“收音机里说得对，我们要组织起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这个种植园有三百工人，我们可以先秘密选出十个代表，每个人联系三十个信得过的兄弟。下次监工再无故打人，我们就一起去找经理抗议。如果他不理会，我们就慢点干活，让今天的橡胶产量少三成。如果他还不在乎，我们就让产量少一半。”
“可是……他们会开除我们的。”有人担心道。
“开除？”苏罗托冷笑，“现在是橡胶收割季，他们去哪里一下子找三百个熟练工人？就算找到了，新工人不也要时间学？耽误了船期，损失的是他们自己。荷兰人最看重的是利润，只要让他们疼了，他们就会坐下来谈。”
类似的场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处悄悄上演。在日惹的烟草加工厂，在巨港的锡矿，在望加锡的港口，在巴厘岛的手工作坊，那些用油布包裹的印刷品在暗中传阅。上面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简单的图画和朴素的文字：一幅漫画画着骨瘦如柴的爪哇农民跪在地上，将最后一粒米交给肥头大耳的荷兰官员；另一幅画着工人团结起来，手挽手面对持枪的警察；还有一幅画着一个想象中的未来：孩子们在干净的学校里读书，工人们领到足额的工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丰收。
荷兰殖民当局并非毫无察觉。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督府内，总督德·扬格爵士正在大发雷霆。他是个六十岁的老派殖民官僚，在荷属东印度服务了三十五年，坚信白人的优越性和殖民统治的“文明使命”。但最近几个月，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短短六周，爪哇岛已经发生了十七起罢工，苏门答腊的亚齐游击队袭击了四次警察哨所，苏拉威西有六个镇的土着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减免赋税！”德·扬格将一叠报告狠狠摔在红木办公桌上，“更可恶的是，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污蔑政府、煽动叛乱的印刷品！警察是干什么吃的？情报部门每年花那么多钱，就查不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
警察总监范·霍恩少将垂手立正，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总督阁下，我们已经全力侦查。上周在泗水查抄了一处地下印刷所，逮捕了四个嫌疑人。在梭罗查封了三家涉嫌传播叛乱材料的书店。但是……这些东西像野草一样，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
“那就加大力度！”德·扬格咆哮道，“增派警力，增加密探的预算。凡是涉嫌传播叛乱材料的，一律逮捕。煽动罢工的，关进监狱。参与袭击的，直接绞死！我要让这些土着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可是……”范·霍恩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而且……镇压得太厉害，恐怕会适得其反。上次在茉莉芬抓了罢工的人，结果那个种植园现在完全停摆，两百工人宁可挨饿也不回去干活。荷兰经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工人，但新来的工人干了两天也跑了，说那里‘不吉利’。”
德·扬格脸色铁青，他知道范·霍恩说的是实情。殖民统治就像走钢丝，太松了土着会得寸进尺，太紧了又可能引发全面反抗。荷兰本土已经衰弱，皇家东印度军只有不到四万人，要控制分散在数千个岛屿上的六千万人口，靠的不仅是武力，更是精心维持的威权体系和分而治之的策略。
“还有，”范·霍恩压低声音，“情报显示，这些叛乱活动的背后，可能有外部势力支持。印刷品的纸张和油墨不是本地生产的，有些收音机是欧洲最新型号，普通土着根本买不起。我们怀疑……可能与北边的南方军委有关。”
德·扬格瞳孔一缩。南方军委——这个名字近来频繁出现在殖民地的情报简报中。一个从中国东北起家的军阀势力，短短几年间席卷了缅甸和暹罗，现在又将触角伸向了整个南洋。如果真是他们在背后支持东印度的叛乱……
“有确凿证据吗？”德·扬格沉声问道。
“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追踪到一些资金流动的线索，有几笔可疑的汇款从暹罗的银行转到泗水和棉兰的华人商号，然后这些商号就开始大量购买药品、布匹和食品——不是用来做生意，而是免费分发给罢工工人和贫困家庭。”
德·扬格沉默了。他走到窗前，望着总督府外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椰子树。远处是巴达维亚的港口，荷兰的商船和军舰静静停泊，那是荷兰王国在这片遥远殖民地权力的象征。但此刻，这位老总督却感到，这座经营了三百年的殖民大厦，地基正在悄然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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