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5日清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铁皮棚子刚开门，一家新挂出招牌的柜台前已经排起了队。招牌上写着“北斗科技·汉卡体验点”，柜台里摆着三台IBM PC兼容机，屏幕上同时显示着清晰的中文界面。
“这就是汉卡？”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凑近屏幕，“真的能直接显示汉字？”
柜台后的年轻销售员——杨志远从上海紧急调来的学生——熟练地敲击键盘：“您看，按这个组合键切换中英文。在中文模式下，所有DOS命令都可以用拼音输入，菜单也是中文的。”
屏幕上，C:＞提示符变成了“C:＞”，dir命令显示的是“目录”，format变成了“格式化”。虽然界面还略显粗糙，但对于那些受够了纯英文界面的中国用户来说，这简直是革命性的变化。
“多少钱一套？”有人问。
“汉卡硬件加软件，全套两千八百元。”杨志远说，“今天前五十套优惠，两千五。”
两千八百元，在1987年不是小数目。但排队的人几乎没有犹豫。
“我要一套！”
“我要两套，单位用！”
“能不能开发票？我们是国营厂……”
柜台里准备的五十套汉卡，一上午就卖光了。杨志远一边收钱一边记录，手都在抖——不是紧张，是激动。他们赌对了。
这一切的起点，是三个月前肖向东从美国带回来的那台IBM PC。
2月初，当那台电脑在中科院计算所引起轰动时，肖向东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机会：国内进口的IBM兼容机越来越多，但汉字显示始终是痛点。现有的解决方案要么用软件模拟（速度慢、兼容性差），要么用昂贵的进口汉卡（价格超过五千元）。
“如果我们能做出性价比高的汉卡……”在清华那间秘密实验室里，肖向东对陈思北、陆文渊、杨志远说。
“硬件我研究过。”陈思北拿出笔记本，上面画满了电路图，“汉卡的核心是汉字字库芯片和显示控制电路。字库可以用EPROM烧录，控制电路可以基于Z80微处理器设计。”
“软件呢？”肖向东问。
“DOS是开源的，我们可以修改显示驱动。”杨志远说，“关键是字库——国标一级字库3755字，二级字库3008字，全部装下需要至少512KB存储。”
“用压缩算法。”陆文渊提议，“常用字常驻，非常用字动态加载。”
四个人分工：陈思北负责硬件设计，陆文渊负责压缩算法，杨志远负责软件驱动，肖向东负责统筹和找资源。
最大的难题是资金。研发需要购买元器件、测试设备，小批量生产需要开模、采购芯片。肖向东算了一下，至少需要十万元启动资金。
他把目光投向了北斗科技。这家被“停业整顿”的公司，账户上还有八万多元的结余——主要是之前技术服务的收入。但如果动用这笔钱，一旦失败，北斗科技就真的完了。
“赌一把。”肖向东在内部会议上说，“如果汉卡成功，北斗科技就能起死回生；如果失败，我们就从头再来。”
2月20日，研发正式启动。陈思北在上海租了一间民房当实验室，日夜不停地画电路图、焊板子。陆文渊在清华计算中心借了台机器，测试各种压缩算法。杨志远往返于北京上海，调试软硬件兼容性。
3月10日，第一版样机出炉。插在IBM PC的扩展槽里，开机，显示中文——虽然字库只装了常用的一千字，虽然切换速度还有点慢，但确实能用了。
“成功了！”陈思北在电话里的声音沙哑而兴奋。
但肖向东很清醒：“成本多少？”
“物料成本……八百元左右。”
“太高。要降到五百以内才有竞争力。”
新一轮优化开始。陈思北重新设计电路，用更便宜的元器件；陆文渊改进算法，减少芯片用量；杨志远优化代码，提高运行效率。
3月25日，第二版样机。成本降到六百，速度提升30%。
“可以了。”肖向东拍板，“先生产一百套试销。”
生产需要钱。肖向东找到了李卫国——深圳工厂虽然被调查，但李卫国个人还有些积蓄。
“五万，够不够？”李卫国问得直接。
“够了。算你入股。”
“入股就不用了，算我借你的。”李卫国说，“等成功了再说。”
肖向东没有坚持。他知道，如果失败，这笔钱可能还不上。
4月5日，第一批一百套汉卡在深圳的小作坊里组装完成。每套包括一块扩展卡、一张5.25英寸软盘（内含驱动程序和输入法）、一本简陋的使用手册。包装盒是李卫国找印刷厂连夜赶制的，深蓝色底色，左上角印着北斗七星的logo，中间是“北斗汉卡”四个大字。
定价策略是肖向东定的：成本五百，售价两千八。这个价格是进口汉卡的一半，是软件模拟方案的十倍——但提供了硬件级的稳定性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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