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清华园的海棠树刚冒出花苞，倒春寒的冷风依然刺骨。晚上九点，工程力学系那间挂着“出版社临时库房”牌子的实验室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IBM PC的风扇发出轻微的嗡鸣，显示器的荧光照亮了六张年轻而专注的脸。
“这就是DOS命令目录结构。”肖向东指着屏幕上的树状图，“根目录下可以建子目录，就像图书馆的分类书架。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昨天写的BASIC程序按照功能分类存放。”
围在电脑前的五个学生，是陆文渊和杨志远从清华计算机系、无线电系、自动化系秘密挑选出来的。他们不知道这台电脑的来历，只知道每周两个晚上，可以在这里接触“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起手：“肖老师，我看过学校计算中心的计算机，都是大型机，用穿孔卡片。这种……个人电脑，以后真的会普及吗？”
“会。”肖向东回答得很肯定，“而且会比我们想象的快。在硅谷，我看到工程师人手一台电脑，写代码、画图纸、做报表。未来的办公室，每个人的桌子上都会有一台。”
“那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另一个女生问，“毕业了还不是去用大型机？”
“大型机会被淘汰。”肖向东说得很直接，“就像蒸汽机车被内燃机车淘汰一样。你们现在学的，是未来的技术。”
他让学生们轮流操作，写简单的循环程序，画基本图形。虽然只是最基础的内容，但这些年轻人的眼睛在屏幕荧光下亮得惊人。肖向东看着他们，想起十年前的自己——在北大荒地窖里，第一次看到带有微积分公式书籍时的眼神。
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甘肃武威，一间乡村卫生院的土坯房里，林美娟正借着煤油灯的微光，检查一批刚刚解冻的疫苗。
“林大夫，这批疫苗活性检测结果出来了。”当地防疫站的年轻医生递过记录本，“接种了冻干保护剂的，活性保持率96%；没加的，只有82%。”
林美娟仔细核对数据。三个月了，她跑遍了甘肃青海十个最偏远的防疫站，行程超过五千公里。高原反应、水土不服、语言障碍……这些都没让她退缩，最让她心力交瘁的是无处不在的行政阻力。
陈教授通过卫生部关系打的“招呼”像一张无形的网——每到一处，当地卫生局领导都会客气而坚定地表示：“这个新技术我们需要向上级请示。”请示的结果往往是“再研究研究”。
但她找到了突破口：绕过领导，直接找基层防疫员。
这些常年工作在偏远地区的防疫员，最清楚疫苗保存的困难。他们见过因为运输途中温度失控而失效的疫苗，见过因为冰箱停电而报废的库存，见过牧民骑马几十公里来接种却被告知“疫苗坏了”时的失望眼神。
当林美娟带着冻干技术和实测数据找到他们时，很多人眼睛都湿了。
“林大夫，这东西真管用？”武威防疫站的老站长握着她的手问。
“管用。加了保护剂，疫苗在常温下能保存三个月，活性损失不到5%。”
“那……那能给我们一些吗？”
“我就是来送技术的。”
就这样，一个站一个站地走，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地教。陈教授的“招呼”在基层失了效——领导可以“研究研究”，但防疫员等不起，孩子们等不起。
今晚在武威，是这次西北之行的最后一站。林美娟整理完数据，给肖向东写了封长信。她没有寄到清华，而是寄到方文敏在社科院的地址——这是他们约定的安全通道。
信的最后，她写道：
“向东，西北之行让我明白一件事：真正的改革动力在基层，在那些每天面对实际问题的人。他们不在乎什么理论争论，不在乎什么署名排序，只在乎能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冻干技术，在十个防疫站都成功了。基层医生们说，这是‘雪中送炭’。而陈教授他们，还在北京争论‘技术路线是否正确’。
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不纠缠于上层争论，扎扎实实解决实际问题。事实胜于雄辩。”
与此同时，北京三里河的发展研究中心会议室里，一场关于肖向东考察报告的辩论正在进行。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是‘跳跃式发展’，我同意。”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说，“但我们有没有跳跃的基础？我们的工业基础、人才储备、资金实力，能支撑跳跃吗？”
“问题不在基础，在观念。”另一位中年学者反驳，“如果我们总觉得自己不行，那就永远不行。八十年代初，谁能想到农村包产到户能成功？还不是干了才知道。”
主持会议的王副主任——现在应该叫王主任了，他刚被正式任命为中心主任——敲了敲桌子：“讨论具体点。肖向东报告里建议成立国家软件基金，重点支持中文信息处理。大家觉得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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