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重庆，依旧被湿冷的冬雨和不散的浓雾所禁锢。这座城市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压抑中喘息，正如这个国家，在长久的苦难中磨砺出了坚韧的神经。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个二月，每一天都是一场对意志的凌迟。来自桂南前线的消息，如同持续不断的冰雨，将昆仑关大捷所燃起的那点温暖火苗，无情地浇灭，只留下一片冰冷的灰烬和刺鼻的硝烟。
一月的最后几天，日军发动的“宾阳作战”如同一头出笼的猛兽，疯狂地撕咬着我军的防线。进入二月，这头猛兽的攻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凶残。久纳诚一这个新上任的日军指挥官，显然是想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中村正雄被击毙、昆仑关被攻克的耻辱，同时也为自己的履新献上一份厚礼。
二月的第一周，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死死地钉在了地图上那个名叫“宾阳”的小县城上。我曾命令甘丽初的第六军，要像一颗钢钉一样钉在那里。然而，我终究是高估了第六军的承受能力，也低估了日军第十八师团的攻击能力。
“次长！宾阳急电！城南防线被日军坦克突破！守军正在与敌展开巷战！”
“次长！甘丽初军长来电，日军炮火已将其军部覆盖，通讯随时可能中断！他请求……请求准许他带部队突围！”
作战室里，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每一份来自宾阳的电报，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沙盘上，代表宾阳的那个小小的模型周围，已经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代表日军的红色旗帜。那颗我寄予厚望的“钢钉”，正在被一把巨大的铁钳，一点点地从我们的防线上拔出来。
我死死地盯着地图，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宾阳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是我昆仑关主阵地与后方联系的咽喉。一旦宾阳彻底失守，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迂回到我北路主力兵团的侧后方，杜聿明的第五军以及其他几个军，都将陷入被三面合围的绝境。
“命令李延年的第二军，加快速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冲上去，从侧翼缓解宾阳的压力！”我对着话务员嘶吼道，喉咙里充满了血腥味。
“命令杜聿明，分出一部兵力，从昆仑关正面南下，对进攻宾阳的日军，实施反向牵制！”
“告诉甘丽初，援军就在路上！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再坚持二十四小时！不！十二小时！”
我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出，但我的内心却越来越沉。我知道，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的攻势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我军的调动和反应，在敌人强大的空中优势和地面机动能力面前，总是显得迟缓和笨拙。
我能想象得到宾阳城内的惨状。那必定是一片人间炼狱。缺乏重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血肉之躯，如何去抵挡敌人钢铁履带的碾压？在敌机和重炮的轮番轰炸下，任何坚固的工事都如同纸糊的一般。
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理智告诉我，宾阳已经守不住了，再让甘丽初和他的第六军死守下去，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毫无意义。但情感上，我却无法轻易下达撤退的命令。那意味着，我之前的部署是错误的，意味着我亲手将数万将士送入了绝地，意味着我们将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
作为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无力”二字的分量。即便我知晓历史的大致走向，但在具体的、瞬息万变的战局面前，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几个同样糟糕的选项中，选择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致命的而已。
2月3日，深夜。我收到了甘丽初的最后一封电报。电文很短，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发出的：“……职已无力回天，愧对次长重托。现率残部，向北突围，生死由天……”
电报的末尾，戛然而止。
我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浑身冰冷。作战室里，所有的参谋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
宾阳，终究还是丢了。
第二天，也就是2月4日，日军完全占领宾阳县城。消息传出，重庆刚刚因为昆仑关大捷而燃起的乐观气氛，瞬间被一盆冰水浇得干干净净。质疑、恐慌、指责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
“韩次长，宾阳失守，昆仑关危急，整个桂南防线危急！你必须为此负全部责任！”在军事会议上，那位兵站总监再次跳了出来，用手指着我，声色俱厉。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
我站起身，向在座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宾阳之败，责任在我。是我错估了敌人的攻击强度，也是我未能及时调整部署。我愿接受任何处分。”我的声音平静，但每一个字，都重逾千斤。
看着我坦然认错的态度，会议室里反而安静了下来。那位总监也有些措手不及，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直起身，目光变得锐利如刀，“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立刻面对宾阳失守后的险恶局面，想出应对之策。否则，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宾阳，而是整个桂南，甚至整个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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