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第二周，整个桂南战场，都因为宾阳的失守而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被动。
占领宾阳后，日军第十八师团并未停留，而是立刻与从正面南下的近卫旅团会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击集团，矛头直指我军的核心阵地——以昆仑关为中心的杜聿明第五军。
一时间，杜聿明腹背受敌，形势万分危急。日军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趁我军新败、立足未稳之际，用一个漂亮的钳形攻势，将我军的王牌——第五军，彻底包围、歼灭在昆仑关地区。
“次长！杜聿明将军急电！其右翼四塘、五塘阵地，遭到日军近卫旅团猛烈攻击，阵地数次易手，伤亡巨大！”
“次长！甘丽初第六军残部报告，在突围过程中，遭到日军追击，建制已经完全被打散！”
“次长！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已经绕过昆仑关，出现在我军后方的迁江附近！”
坏消息如同雪崩一般，接踵而至。沙盘上，我军的蓝色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红色的箭头正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像一群贪婪的食人鱼，疯狂地啃噬着我们的阵地。
我面临着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是命令杜聿明死守昆仑关，与敌决一死战，还是壮士断腕，主动放弃昆仑关，带领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选择前者，第五军很可能重蹈宾阳第六军的覆辙，被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活活耗死。第五军是我们的心头肉，是全国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一旦被打光，我们将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反击。
选择后者，则意味着我们将彻底放弃昆仑关大捷的全部战果。那数万将士的鲜血，等于白流了。政治上、民心上，都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沉重打击。而且，一旦后撤，在日军的空中优势和机械化追击下，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控制不住的大溃败。
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作战室里，不眠不休。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桌上的饭菜原封不动。我反复地推演着每一种可能性，计算着每一个决策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我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又白了许多。
林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次长，您已经三天没合眼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他端来一杯热牛奶，轻声劝道。
我摆了摆手，没有理会。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地图上。我在寻找，寻找那一线微弱的生机。
敌人虽然势大，但并非没有弱点。他们兵力分散，战线拉长，后勤补给的压力同样巨大。尤其是他们那个钳形攻势，两支铁钳之间，必然存在着结合部，那里，就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
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形成。
与其被动地选择死守还是撤退，为什么不跳出这个思维定式，主动出击，打一场反击战？以攻为守，打乱敌人的部署，从危局中寻找战机！
这个念头一出现，便再也无法遏制。我的血液，似乎又开始重新沸腾起来。
二月十日，我召集了所有核心参谋，摊开了我的计划。
“各位，我的决定是，我们不但不撤，我们还要打回去！”我用指挥棒，在地图上狠狠地画了一个指向宾阳的箭头，“我决定，集中我们能够调动的所有机动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目标——夺回宾阳！”
我的话音一落，整个作战室里一片哗然。
“什么？反攻宾阳？”
“次长，这太冒险了！我们现在连防守都困难，哪里还有力量反攻？”
“是啊，这是以卵击石，是把我们最后的本钱都搭进去啊！”
质疑声四起。我能理解他们的反应。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
我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承认，这很冒险。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的声音坚定而有力，“被动防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五军被敌人一口口吃掉。主动后撤，我们很可能全线崩溃。只有主动进攻，向敌人最要害的地方，狠狠地捅上一刀，才有可能打乱他们的节奏，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从而为杜聿明解围，为整个战局赢得喘息之-机！”
“我们的兵力在哪里？”有人问道。
“我们的兵力，就在于一个‘快’字！”我指向地图上的几个点，“第一，命令刚刚抵达战场的李延年第二军，不必再犹豫，立刻作为反攻的东路主力，从上林方向，直插宾阳之敌的侧背！第二，命令杜聿明，从第五军中，抽出最有战斗力的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组成西路攻击集团，放弃正面防御，掉头猛攻宾阳！第三，命令所有二线部队，以及刚刚从宾阳突围出来的第六军残部，不惜一切代价，在昆仑关正面，给我顶住日军近卫旅团的进攻，为东西两路主力的反攻，争取时间！”
这是一个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计划。我几乎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东西两路攻击部队的速度和决心上。他们必须像两把烧红的匕首，抢在日军完成对第五军的合围之前，狠狠地插进宾阳这颗敌人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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