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的新年，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庆声中到来的。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越千山万水，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重庆，这座在浓雾和空袭警报中挣扎的战时首都，仿佛一夜之间被注入了无穷的活力。街头巷尾，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报纸用尽了所有赞美的词汇，将昆仑关之战誉为“抗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将杜聿明和他的第五军将士们塑造成了卫国天神。
在这片狂热的海洋中，我位于参谋本部地下的作战室，却像是一座孤岛，隔绝了所有的喧嚣。胜利的喜悦，对我而言，短暂得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当昆仑关上升起国旗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已经飞向了下一场更为险恶的战斗。
一月的第一周，我几乎是在与整个重庆的乐观情绪对抗。各种庆祝酒会、慰问集会的请柬堆满了我的办公桌，但我一概婉拒。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几乎所有人的发言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南宁！
“韩次长，我军士气如虹，日寇魂飞魄散，正是我等收复失地、痛打落水狗的绝佳时机！万不可贻误战机啊！”一位与我素有分歧的兵站总监，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唾沫横飞。他的提议，立刻引来了一片附和之声。
他们看到的，是地图上昆仑关那面耀眼的蓝色旗帜。而我看到的，却是那面旗帜下，我军超过三万人的伤亡名单，是第五军几乎被打残的建制，是前线将士们已经绷紧到极限的身体和神经。
我沉默地听着他们的高谈阔论，直到会议室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我身上。我缓缓站起身，走到巨大的桂南地图前，拿起一根指挥棒。
“各位将军，各位同僚，”我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收复南宁，是我军下一步的既定目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何收复，何时收复，却是一个需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审慎回答的问题。”
我的指挥棒，在昆仑关周围画了一个圈。“昆仑关一战，我军参战兵力十五万，伤亡逾三万，战损超过五分之一。其中，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五军，伤亡近半。戴安澜的第二〇〇师，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每一个师都急需休整和补充。我们的坦克，损失了三分之一；我们的重炮，炮管都快打红了。将士们连续作战半月，不眠不休，早已是疲惫之师。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现状。”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表情各异的脸。“兵法云，‘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如今的南宁之敌，虽遭重创，但并非穷寇。其主力第五师团尚有近万之众，台湾旅团也保有相当战力。他们盘踞坚城，背靠钦州湾，海陆交通未断。我们以一支疲惫之师，去攻击一座有坚固设防和海军炮火支援的大城市，各位认为，胜算几何？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那些刚才还热血沸腾的将军们，此刻都低下了头。战争的残酷现实，在我的冰冷分析面前，将虚幻的乐观击得粉碎。
“我的意见是，”我加重了语气，“前线各部队，暂缓对南宁的进攻。第一，就地休整，补充兵员弹药，救治伤员。第二，巩固昆仑关及外围阵地，构筑防御工事，防止日军反扑。第三，派出小股部队，袭扰破坏邕钦公路，切断敌之后方补给。收复南宁之战，必须打，但要等到我们恢复了元气，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之后再打。”
我的计划，无疑是给所有人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面对详实的数据和冷静的分析，他们即使心有不甘，也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会议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
会后，我立刻给杜聿明发去了密电。在电报中，我除了对他和第五军的卓着功勋予以嘉奖外，更用严厉的措辞命令他，必须将部队的休整和补充放在首位，严禁任何形式的轻敌冒进。我知道，像杜聿明这样的悍将，此刻心中必然也燃烧着直捣南宁的火焰，我必须用我的权威，强行将这股火焰压下去。
果不其然，杜聿明的回电很快就到了。在感谢我的嘉奖之余，他在电报的末尾，还是忍不住表露了心迹：“……职部将士，虽经苦战，然士气可用。南宁之敌，已是釜底游鱼，若能奋力一击，或可毕全功于一役。恳请次长三思。”
我看着电报，苦笑了一下。光亭兄啊光亭兄，你看到的只是眼前的战机，而我，却要看到这战机背后，日本人那即将到来的、疯狂的报复。历史上，日军在昆仑关战败后，立刻从国内调集了近卫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主力增援桂南。那才是真正硬仗的开始。
我提笔，给他回了一封更长的电报，在电报里，我第一次向他透露了我的担忧：“……倭寇之性，残忍记仇。昆仑关之败，为其陆军成军以来所罕有。彼必不甘心，不日将有大批援军抵达。届时，桂南战局将更为复杂险恶。我辈须爱惜羽毛，保全实力，以待将来之更大决战。南宁城，就在那里，飞不了。君之第五军，乃国之精锐，一兵一卒，皆是瑰宝，决不可浪掷于无谓之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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