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停留在了一份落款日期为八年前的、由县交通局和扶贫办联合出具的《关于对部分特困村落实施“村村通”工程补充规划的报告》上。
在这份报告的附件里，他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云顶村”。
报告里对这个村子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触目惊心。
“地处我县与长阳县、安平县三县交界之鸡鸣山深处，海拔1500米以上，常年云雾缭绕，故名云顶。全村在册127户，常住14户，均为60岁以上留守老人。通往外界唯一途径为清末修建之‘飞云索桥’，木质结构，全长180米，横跨黑龙涧，桥体老化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建议立即筹备资金，勘探新址，修建永久性便民桥。”
报告的后面，还附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一座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铁索吊桥，悬在深不见底的峡谷之上，云雾从谷底升腾而起，让那座桥看起来像是通往天国的阶梯，又像是随时会断裂的蛛丝。
江澈的目光继续向下。
他看到了一份会议纪要。是当年的县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上，原则上通过了这份报告，并决定将“云顶村便民桥”项目，列入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
然而，当江澈翻到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报告和重点工程项目列表时，“云顶村”三个字，却消失了。
他没有停下，继续向后翻阅。
又过了一年，又一份类似的报告被提了上来，措辞更加紧急，说索桥的几根主承重木已经出现裂痕。
然后，又是一份会议纪要，再次“原则上通过”。
再然后，又一次在最终的计划里，石沉大海。
江澈像一个冷静的考古学家，沿着时间的脉络，一点点挖掘着这个被遗忘的承诺。他发现，在随后的几年里，云顶村就像一个皮球，在交通局、扶贫办、发改委之间被踢来踢去。
每个部门的理由都冠冕堂皇。
交通局说：“项目资金需由扶贫办专项列支。”
扶贫办说：“修桥属于基建，应由交通局主导。”
发改委则在项目评审意见里写道：“该项目惠及人口过少，投入产出比过低，建议暂缓。”
暂缓。
又一个暂缓。
八年时间，无数个“原则上同意”和“建议暂缓”，将一座桥的承诺，消磨得无影无踪。最后几年，甚至连提这个事的人都没有了。
云顶村，连同那14户留守老人，和那座危桥一起，被彻底遗忘在了故纸堆里，被遗忘在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地图之外。
江澈合上了最后一份档案，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
他没有愤怒，也没有过多的同情。他只是觉得，这一切，真实得可怕，也荒谬得可怕。
这就是他上一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逻辑。一个项目的价值，往往不由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决定，而是由它能带来多少看得见的“政绩”决定。
为十几户行将就木的老人，花几百万修一座桥？这笔账，在任何一位精于计算的官员看来，都是亏本的。
江澈靠在冰冷的铁皮柜上，闭上了眼睛。
系统的任务，是要他“修好回家的路”。
可他现在看到的，是一条被官僚主义、被利益算计、被集体性的漠视给堵死的路。想疏通它，比在悬崖上重新开凿一条路还难。
还有不到三天时间。
他一个即将离开的人，人微言轻，拿什么去撬动这个已经凝固了八年的僵局？
他忽然想起了周国华白天送别他时，那番情真意切的话：“到了省里，放开手脚干……万一有什么事，还有我，还有青阳县给你兜着。”
江澈的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复杂的弧度。
兜着？
书记，我马上就要给你送一份“大礼”过去了。
就是不知道，这份礼，您是接，还是不接？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档案室的电话机上。他没有去碰自己的手机，而是拿起了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
他需要一个最不可能，也最无法拒绝的“证人”。一个能把这件事，用最合理的方式，摆到所有人面前的人。
江澈的手指在拨号盘上顿了顿，然后，拨出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了起来。
“喂，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睡意惺忪、带着几分不耐烦的声音。
是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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