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惊蛰已过，但长白山草北屯的春天来得特别迟。合作社大院里的积雪还没化完，屋檐下挂着冰溜子，在午后的阳光下滴着水。会议室里却热火朝天——不是炉火的热，是争论的热。
会议的主题很沉重：合作社今年怎么干？
摆在桌上的账本显示，去年（1989年）合作社总收入十八万五千元，比前年增长不多，但支出高达二十一万，净亏两万五。这是合作社成立六年来第一次亏损。
亏损的原因很多：暴风雪救灾花了三万，北山古遗址保护花了两万，民族文化节花了两万，再加上物价上涨、工资提高……林林总总，入不敷出。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合作社的传统收入来源——狩猎和采参——正在萎缩。去年狩猎收入只有四万，不到高峰时的一半；采参收入三万，也比前年少。而新开发的旅游、手工艺、药材种植等，虽然增长，但基数小，填补不了缺口。
曹大林看着账本，眉头紧锁。会议室里坐着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吴炮手、张大山、孟库、王经理、刘二愣子、赵强、孙小虎，还有几位老社员代表。
“都说说吧，今年咋整？”曹大林开口。
王经理先发言，他是管钱的，最着急：“我的意见是，砍开支。旅游宣传费砍一半，文化传承基金暂停，护卫队经费减三成。先保证基本运转，等经济好转再说。”
这话一出，孟库就反对：“文化传承基金不能停！鄂伦春的几个老艺人，就靠这点钱带徒弟。停了，手艺就真断了。”
刘二愣子也反对：“护卫队经费不能减！北山八万亩的责任区，十几个人巡护，本来就紧张。再减经费，装备更新不了，训练搞不了，怎么保护？”
张大山担心药材种植：“去年种的五十亩黄芪，因为雪灾冻死一半。今年要补种，还要扩大，需要钱。”
孙小虎负责旅游，也有难处：“旅游是咱们的新增长点，去年收入五万，今年预计能到八万。但宣传不能少，少了没人来。”
各说各的理，各诉各的苦。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
吴炮手一直没说话，抽着烟袋。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我老了，有些话可能不中听，但得说。咱们合作社，是不是走偏了？”
大家都看向他。
“当初成立合作社，是为了啥？是为了让山里人过上好日子，但不丢老本行——打猎、采参、种地。现在呢？打猎不让打，采参限制采，种地收入低，都去搞旅游、搞手工艺、搞保护。这些东西好，但不是咱们山里人的根。”
他顿了顿：“我不是反对新东西，是怕丢了老东西。打猎怎么了？老祖宗打了几千年，山还是山，动物还是动物。关键是规矩，是度。咱们现在一说到打猎，就跟破坏生态划等号，这不公平。”
这话说出了很多老社员的心声。确实，这几年合作社转型，很多老猎人感到失落。他们一辈子的本事，现在用不上了，或者不能用了。
曹大林理解这种心情。他父亲就是老猎人，他也曾以打猎为荣。但时代在变，山在变，人也得变。
“吴叔说得对，不能丢了老本行，”曹大林缓缓说，“但也不能固守老本行。山里的动物确实少了，这是事实。去年巡山统计，马鹿数量比五年前少了三成，狍子少了四成，野猪倒是多了——因为天敌少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生态失衡了。”
他拿出巡山记录本：“咱们护卫队去年记录了：盗猎事件十二起，比前年多五起；森林火灾三起，虽然都及时扑灭，但烧了五十亩林子；还有非法采伐、挖药材……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打猎，山迟早要空。”
“那咋办？”一个老社员问，“不打猎，我们吃啥？采参限制，我们挣啥？光靠旅游、手工艺，能养活一屯子人吗？”
这是个现实问题。合作社现在有一百二十户，五百多人。旅游、手工艺、药材种植，总共只能解决一百多人的就业。剩下的，要么种地（收入低），要么外出打工（年轻人走了，屯子就空了）。
曹大林沉吟良久，说出一个想法：“也许，咱们可以在保护的前提下，恢复部分狩猎。”
“恢复狩猎？”大家都愣了。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狩猎，是‘生态狩猎’。”曹大林解释，“比如，对野猪这种繁殖快、破坏庄稼的动物，可以适量捕杀，既保护庄稼，也控制种群。对鹿、狍子，可以采取‘轮猎’——今年这片区域禁猎，明年那片区域禁猎，让动物有休养时间。还有，可以发展‘观赏性狩猎’——不打死，只观察、拍照，让游客体验。”
这个想法很新，大家需要时间消化。
刘二愣子问：“那采参呢？”
“采参也可以改进，”张大山接话，“咱们现在人工种植参，技术成熟了。可以在林下种参，既保护野生资源，又有收入。还可以发展‘参园观光’，让游客看种参、采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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