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字迹几乎无法辨认。莫日根仔细看了很久，才缓缓念出：
“妈妈，对不起。战争…错了。”
念完这句话，斜仁柱里一片寂静。只有火堆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过了很久，曹大林才轻声问：“没了？”
“没了，”莫日根合上日记，“他应该就死在那儿了，靠着岩石，等着永远不会回来的队友。”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这本日记，记录的不是凶残的侵略者，而是一个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在异国他乡的山林里孤独死去的全过程。
“他…”刘二愣子犹豫着问，“算好人还是坏人？”
没人能回答。战争把人变得复杂，简单的善恶难以评判。
“至少，”曹大林说，“他有良知，知道战争错了，还故意标错矿点。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杨帆打破沉默：“不管怎样，这是历史证据。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真实样子，不是教科书上简单的几句话。”
“但要怎么处理？”李干事提出实际问题，“上报，可能引来麻烦；不上报，这些历史可能被埋没。”
曹大林想了想，有了主意：“咱们可以折中。日记和地图，复制一份，原件上报。但上报时说明情况：死亡谷是生态敏感区，不适合大规模考察。建议只做小范围的考古记录，不要开发。”
“骸骨呢？”吴炮手问。
“原地不动，”莫日根很坚决，“入土为安。他在那儿待了四十年，就让他继续待着吧。动了，魂会不安。”
这个决定大家都同意。对死者，无论是哪国人，都该有基本的尊重。
下午，曲小梅开始抄写日记——不能复印，只能手抄。她字迹工整，一页页誊写，连地图都仔细临摹。杨帆在旁边帮忙，核对准确性。
抄写工作进行了两天。这期间，其他人也没闲着——该打猎打猎，该采药采药，生活还得继续。
十一月四号，日记抄写完成。曹大林和杨帆、李干事商量后，决定由杨帆带着日记原件和一份情况说明，去加格达奇上报。李干事陪同，他熟悉政府部门流程。
临走前，曹大林叮嘱：“一定说明白：死亡谷生态脆弱，不宜大规模开发。历史要记录，但环境更要保护。”
“明白，”杨帆郑重承诺，“我会跟有关部门强调这一点。”
送走杨帆和李干事，营地剩下的人继续日常。但日军日记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里。
十一月六号，莫日根提议去一个地方：“我爷爷说过，他那一辈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有个地方，是当年鄂伦春人躲避日本人的秘密营地。我带你们去看看。”
大家跟着老人往南走，约莫十里地，来到一处隐秘的山坳。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狭窄的入口，易守难攻。山坳里有溪流，有平地，很适合扎营。
在岩壁下，他们发现了一些人工痕迹：石头垒的灶台，已经坍塌；树上刻的记号，模糊不清；还有几个用树枝和兽皮搭的简易窝棚架子，早已腐朽。
“就是这儿，”莫日根抚摸着那些遗迹，“我爷爷说，1943年到1945年，我们乌力楞的人在这儿躲了两年多。日本人抓壮丁，抢猎物，大家只能躲起来。”
老人在一处岩壁前停下，上面刻着一些符号——不是鄂伦春文字，像是某种密码。
“这是我爷爷刻的，”莫日根辨认着，“意思是：日本人来了，我们躲。日本人走了，我们回家。山是我们的，永远是。”
曹大林看着那些符号，仿佛能看到当年鄂伦春人躲在这里，听着外面日本人的脚步声，心中充满恐惧和愤怒，但依然坚信：山是我们的，永远是。
“他们后来怎么对付日本人的？”刘二愣子问。
“能躲就躲，躲不了就打，”莫日根说，“我爷爷参加过几次伏击，用弓箭和猎枪，打死过日本人。但都是小规模，不敢硬拼。”
老人讲了个故事：有一次，五个日本兵进山抓人，被鄂伦春猎人引入一片沼泽。日本人不熟悉地形，陷入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鄂伦春人在远处看着，等日本人没力气了，才过去用绳子把他们拉上来——不是救他们，是抓俘虏。
“抓了俘虏咋办？”曲小梅问。
“交给抗联，”莫日根说，“那时候山里还有抗联活动。鄂伦春人给抗联当向导，送情报，送粮食。我爷爷就送过三次。”
曹大林听着，心里感慨。山里人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很少被记载，但实实在在存在。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山林，保护自己的生活——参与了那场全民族的战争。
“那个山口次郎的找矿队，”曹大林忽然想到，“会不会就是被你们伏击的那支？”
莫日根想了想：“有可能。时间对得上，1944年秋天。我爷爷说过，那年他们在死亡谷附近伏击过一队日本人，打伤了两个，日本人逃进死亡谷，再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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