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团伙，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畏惧死亡的人。
武士道精神八字总纲是名，忠，勇，义，礼，诚，克，仁，
这八个字是有顺序的，重要性从前向后递减，最微不足道的就是仁者爱人的仁。
所以他们杀伐果断，杀人如麻。
这也是武士道精神与中华上国儒家的根本性不同。
儒家讲求的则是仁，义，礼，诚，克，名，忠，勇，仁者爱人，放在第一位。
这是与许多人理解不太一样的，认为东瀛岛国是提倡儒教的国家，讲究佛教的忍让，实际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大大高于儒教和佛教。
仿照儒家的一个说法就是，神道为体，儒佛为用。
因为武士道精神是东瀛岛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对他们的民众影响颇深。
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充斥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
他们规定，即使“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中华上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
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
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
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
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
武士尊重礼仪，不光是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还要“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
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武士的传统。
由此可知，儒学是文士道，神道教，才是武士道，这也多少解释了中华上国和东瀛岛国的不同。
一个是墨守成规，一个是蓄意进取。
武士者，须一生悬命于武士道。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是江户时代开始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
“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它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
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
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
这是东瀛岛国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
“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
“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
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
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东瀛岛国的士兵的“百人斩”残酷典型，也就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行为。
《叶隐》的着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练习斩首杀人。
五岁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
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东瀛岛国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
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
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
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
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
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
近侍即将此呈报。
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
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1200年左右，东瀛岛国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
他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因为他是说艺人，而且也是一名武师，他生活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
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
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在道路上奔波，足迹遍及日本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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