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的尾巴拖曳着最后几场滂沱，山林间蒸腾起腐殖质与新生野草混杂的湿热气息。当缅甸支队的旗帜在越来越多的焦土与新生并存的村落间竖起，当那些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用皴裂的手掌，摩挲着盖有奇怪红色印章的粗糙纸片，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时，另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灵魂与忠诚归属的“塑心”工程，正在这支迅速膨胀的队伍内部，在每一次战斗间隙、每一场政治学习、每一回与“南风”工作组的接触中，潜移默化却又坚定无比地展开。
“南风”组织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本使命。他们是楔子，是播种机，更是塑造者。缅甸的烽火，是削弱大英帝国的手段，更是培植一个“可靠、友善、甚至在未来能够产生特殊羁绊”的南方邻邦的土壤。因此，在支队迅猛发展、吸纳各路力量的同时，“丛林之狐”及其麾下最核心的政治骨干、特工们，如同最高明的染匠，将一种新的色彩——对南方军委会，尤其是对李幼邻的感恩、崇敬乃至效忠意识——小心翼翼地、层层渗透地浸染进这支队伍的精神脉络。
这种渗透，并非生硬的灌输或强制的宣教，而是巧妙地嵌入到日常的每一个环节。在战壕里，当老兵向新兵传授如何在英军炮火下保命时，会“不经意”地提及：“这法子，是南边来的教官教的，他们那边打倭寇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在篝火旁的政治学习会上，当讲述国际形势，痛斥帝国主义时，引导者总会将“南方军委会”与“帝国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看，英国人在这里烧杀抢掠，倭寇人也想占了华夏的东北。可世界上也不是没有好人，南方的华夏兄弟，自己也在抵抗侵略，还肯帮助我们这些被压迫的人，给我们枪，教我们打仗。没有他们，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山里躲着，或者已经在集中营里了。” 话语中，将“南方”塑造成与英、日等殖民者截然不同的、无私的援助者与反抗者的天然盟友。
当“西风”工作组在支队配合下，成功审判头人、分配土地，赢得民众拥戴后，工作组负责人总会“恰当地”总结：“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缅甸的穷苦人一条活路，也是在实践南方军委会倡导的‘扶助弱小、反抗强权、共建家园’的理想。李幼邻将军说过，被压迫的民族要团结起来，互相支持。” 无形中，将每一次具体的胜利，都与遥远的“南方”和李幼邻的个人理念挂钩。
更重要的是物质与现实的绑定。每一批运抵的弹药箱上，哪怕是最简单的木箱，也往往用红漆刷着某种不显眼但统一的编码符号；每一袋珍贵的奎宁或消炎粉，都明确告知来自“南方渠道”；甚至支队战士们身上逐渐统一的土布军装，其染料和部分缝纫工具，也经由“南风”的秘密商路输入。每当战斗激烈，弹药告急，支部队面临灭顶之灾时，往往又是“南风”安排的秘密运输队，如同及时雨般送来救命的子弹和手榴弹。分发时，军官会郑重强调：“省着点用，这都是南方兄弟千辛万苦、冲破封锁送来的。”
久而久之，一种朴素的、基于现实利害的情感开始在部分支队成员心中滋生：是“南方”给了他们复仇的武器，是“南方”派来的人教会他们战斗和生存，是“南方”的理念带来了土地和希望。在朝不保夕的丛林战争中，这种“谁给我枪、谁教我活、谁给我希望，我就信谁、跟谁”的逻辑，简单而有力。尤其对那些家园被毁、亲人罹难、自身被“南风”从集中营边缘或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孤儿、赤贫农民和激进学生而言，“南方”和李幼邻的形象，逐渐与“拯救者”、“指路明灯”画上了等号。
“丛林之狐”和他最信任的助手们，如同经验丰富的矿工，在支队这片混杂的矿脉中，仔细地甄别、筛选着那些流露出这种倾向的“矿石”。他们通过观察日常言行、战斗表现、学习态度，以及巧妙安排的私下谈话和任务考验，慢慢地将那些对“南方”援助心存真挚感激、对李幼邻提及的理念表现出兴趣乃至认同、出身相对单纯（如孤儿、赤贫农、无复杂背景的学生）、可塑性强的队员，吸收进一个更隐秘的圈子。这个圈子没有正式名称，成员之间甚至不一定知道彼此的全部身份，但他们会被分配一些特殊的“学习材料”（经过精心编撰、突出李幼邻和南方军委会作用的小册子或口述内容），承担一些需要额外忠诚度的任务（如护送重要物资、联络绝对可靠的“关系户”、监视某些可疑人物），并在晋升、装备分配（可能优先得到状态更好的步枪或多几发子弹）上得到不易察觉的倾斜。这种隐性的、基于“表现”和“觉悟”的筛选与奖励机制，如同无声的潮水，缓慢而持续地塑造着支队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思想流向。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浑然不觉或欣然接受。支队中，特别是后来加入的萨耶山旧部、部分民族主义情绪极为强烈、或对政治有着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逐渐察觉到那弥漫在空气中的、微妙的“导向性”。他们或许同样感激“南风”提供的武器和训练，甚至钦佩其战斗力，但对那种日益明显的、将缅甸的抗英斗争与“忠于南方军委会/李幼邻”进行绑定的倾向，感到隐隐的不安与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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