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日占区的光复，百废待兴，却也瞬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新焦点。南京的蒋总司令、两广的李白、以及十九路军、粤军、桂军等前线有功部队，乃至上海本地错综复杂的帮会、商会、租界势力，都瞪大眼睛，紧盯着这块伤痕累累却依旧诱人的“肥肉”。
南京方面，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的大员们走马灯似的飞来上海，名为“视察善后”、“统筹重建”，实则为争夺控制权。蒋总司令严令，所有接收的敌伪产业、海关税收、乃至民间捐款，必须统一纳入中央管辖。他更密令戴笠的军统局，加紧渗透上海警政、情报系统，暗中监视粤、桂、十九路军将领动向，并拉拢、分化其内部。
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为首的南方军委会，则针锋相对。他们以上海抗战“首功”自居，通电要求“有功将士驻防原地，以安民心”，并暗示魔都乃至江浙的部分税源应用于补偿两广在此战中的巨大消耗。桂军第15军、粤军第1军虽未明言长驻，但其主力部队驻扎在关键区域，丝毫没有开拔迹象。李济深更以其在财经界的人脉，暗中运作，试图影响魔都的金融秩序。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将军、军长蔡将军，则处于微妙境地。他们既是抗日英雄，深受上海市民爱戴，又非蒋总司令嫡系，也非两广核心。南京与南宁的拉锯，使他们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希望保持部队的完整与独立性，参与魔都防务与重建，以图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谨慎应对来自中央的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拉拢。魔都本地的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大亨，以及虞洽卿等工商界巨头，也在这场权力洗牌中四处活动，试图在新的格局中保住乃至扩大自身利益。
善后工作在一片扯皮、推诿和暗中较劲中缓慢推进。清理废墟、安置难民、恢复水电交通需要巨资，而钱财的来路与去向，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重建规划涉及土地、房产的巨大利益，更是引来无数贪婪的目光。表面上，各方都在为“恢复大魔都”而努力；暗地里，关于权、钱、枪的博弈，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的战争。上海的天空暂时没有了飞机的呼啸和炮弹的尖啸，但无形的硝烟，却弥漫在每一场会议、每一份文件、每一次握手的背后。
与上海喧嚣的博弈场相比，东京笼罩在一片死寂的哀鸣与压抑的狂躁之中。魔都和东北惨败的消息被严密封锁、淡化，但数万将士“玉碎”的噩耗、大量“遗族”的哭嚎、以及舰队损失的真相，仍如瘟疫般在军部、贵族和上层社会悄悄蔓延。股市继续下挫，银行挤兑风潮隐现，乡村因征集过度而更加凋敝。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内，昔日气焰嚣张的“皇道派”将领们，如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面色灰败，在私下咆哮怒骂“海军马鹿无能”、“政客误国”之余，也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巨大的伤亡和耻辱性的撤退，严重动摇了陆军“三个月灭亡支那”的狂妄信心，也给了较为理性的“统制派”军官以反思和崛起的机会。尽管“惩戒暴支”的叫嚣依然在少壮军官中流传，但“魔都和东北的教训”迫使高层开始更冷静地评估对华全面开战的风险与代价。
海军方面，损失虽相对较小，但“帝国海军威严受损”的挫败感同样深刻。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等人将失败归咎于陆军鲁莽、外交无能，并更加警惕来自英美海军的潜在压力。海军内部，主张优先确保对美战备、避免在华夏过度消耗的声音有所增强。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为应对上海战事而加剧的财政赤字和物资消耗，使得本已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庞大的军费挤占了本可用于应对大萧条的民生开支，社会不满暗涌。政党内阁的权威因战败而严重受损，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官对“软弱政客”的不满达到新的顶点，各种激进思潮和“下克上”的阴谋在暗处滋生。一种被后来称为“转向”的思潮开始萌芽——部分军国主义分子意识到，像魔都这样与列强利益直接冲突的“硬碰硬”代价太大，或许应该转向侵略压力较小、资源更丰富、且可避免与英美直接冲突的地区，例如……华北，乃至更北的苏联远东。当然，这需要时间酝酿，也需要一个更能掌控全局、手段更隐秘的领导人。
东京的哀鸣，暂时化为了舔舐伤口时的低吼。但这低吼中，孕育着更加危险、目标也更为深远的侵略冲动。
当华夏本土的战争暂告段落，在遥远的东南亚丛林和种植园中，由“南风”小组点燃的反抗之火，却在英法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迅速被扑灭，只留下一地灰烬与零星火星。
仰光的大火、西贡的爆炸、金边的袭击，虽然在最初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恐慌，但很快，老牌帝国主义的镇压机器便展现了其高效与无情的一面。英国从印度、澳大利亚紧急调集廓尔喀、锡克、澳大利亚部队，法国从北非、外籍军团抽调兵力，在本地亲殖民政权的仆从军配合下，对反抗武装活动的区域进行了拉网式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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