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四月中旬,奉天。
“凤本大捷”的辉煌胜利,如同在阴霾笼罩的中国上空炸响的一声惊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也让奉天这座英雄之城,成为了举国瞩目的抗日灯塔。然而,辉煌的战绩背后,是巨大的物资消耗和人员伤亡。如何维持高昂的士气、保障部队的持续战斗力,并进一步扩大抗日阵营的影响力,成为摆在总指挥李幼邻 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在此时,一位重量级人物的意外到来,为这场抗日大业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战事暂告一段落,李幼邻立即着手处理最实际的问题——赏功恤死。他深知,将士用命,源于信念,也需现实的保障。在征得其他将领同意并履行必要程序后(此举亦含削弱张氏在东北残余影响力的政治考量),他下令从已被接管的“边业银行” 及张少帅在奉天的私库中,拨出巨款:
* 拨现大洋300万元,作为全体参战官兵(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和警卫军)的额外恩饷 及战役胜利奖金,立即足额发放到位。
* 拨现大洋100万元,设立“抗日烈士抚恤及伤残基金”,专款专用,用于发放阵亡将士抚恤金、安置家属、救治伤残官兵。
此令一出,全军欢腾!官兵们不仅为辉煌的胜利自豪,更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怀,士气空前高涨,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李幼邻此举,既是对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肯定,也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动员,将各方部队更紧密地团结在了抗日旗帜下。
就在犒赏事宜紧张进行时,卫兵报告,有贵客到访。李幼邻迎出一看,不禁又惊又喜!来人竟是冯庸!
冯庸,字振九,乃是东北军元老、曾任吉林军务督办冯德麟 之长公子。他出身显赫,却非寻常纨绔子弟,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投身军旅,曾在东北军中任职,后对内部倾轧感到失望,转而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在东北政商两界乃至民间,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其家族财力雄厚,本人更是以急公好义、热心公益着称。
“振九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进!” 李幼邻热情地握住冯庸的手,将其迎入指挥部。
冯庸风尘仆仆,却精神矍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幼邻兄!我在关内听闻奉天连日大捷,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我冯庸虽是闲散之人,但亦是中国人,更是东北人!守土抗战,岂能缺席?”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诚恳:“我知前线将士用命,耗费必巨。此番前来,未备厚礼,仅凑集现大洋二百万元,权作犒军之资,略表我支持抗战、钦佩诸位英雄的一点心意!万望笑纳!”
此言一出,指挥部内众人无不为之动容。在各方势力或作壁上观、或暗中掣肘之际,冯庸此举,无疑是雪中送炭,更是一面彰显民族大义的旗帜!
李幼邻心中暖流涌动,紧紧握住冯庸的手:“振九兄高义,幼邻及全体将士感激不尽!此非仅是金钱,更是我四万万同胞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下令,将这二百万元 也作为特别犒赏,立即发放给前线官兵,并郑重宣布:“我提议,并征得各位将领同意,即日起,聘请冯庸先生为我‘东北前线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望振九兄万勿推辞,以您在东北的声望,共襄抗敌大业!”
冯庸略作谦逊,便慨然应允:“既蒙诸位将军信赖,冯某敢不从命!必当竭尽绵薄,共御外侮!”
冯庸 的加入,其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力巨大。他不仅是财力雄厚的实业家,更是连接东北本土势力的一面旗帜。李幼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进一步扩大影响、凝聚人心的绝佳机会。
他立即与冯庸、马占山、马占海、黄显声 等联军高级将领商议,决定以“东北前线抗日联军总指挥李幼邻、副总指挥冯庸暨全体将领” 的名义,再次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武装团体、各界同胞钧鉴:
倭寇肆虐,山河破碎,东北危殆,全国震惊!我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秉承守土之责,激于义愤,自三月以来,于奉天、本溪、凤凰城诸地,屡挫敌锋,毙伤甚众,缴获无算,事实俱在,可质天日!
然敌势方张,增兵不已,我部孤悬敌后,械弹消耗极巨,伤亡亟待补充。当此民族存亡之秋,非全国上下同心,不足以言胜利!
今有辽中义士冯公振九,毁家纾难,千里来归,共举义旗,此诚全国同胞之楷模!
特此通电, 呼吁全国一切爱国武装,无论派系,迅即北上出关,共赴国难!呼吁全国各界同胞,踊跃输将,支援前线! 枪械、弹药、药品、粮秣、款项,均为我所亟需!
东北在,则华北安;华北安,则全国宁。我辈军人,誓与东北共存亡!惟望全国同胞,速起图之!
东北前线抗日联军总指挥 李幼邻、副总指挥 冯庸暨全体将领同叩。”
这封由李幼邻(代表抗日武力)和冯庸(代表东北民意和财力)联署的通电,较之以往更具号召力。它既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又凸显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发出了超越党派、团结全国共御外侮的强烈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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