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县山水蜿蜒，青石板路沿着鉴江支流铺展，穿过袅袅的炊烟，最终停在镇子东头那座爬满爬山虎的两层小楼前。门牌上“教师世家”四个鎏金大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县教育局颁发的，如今漆色虽有些斑驳，却依旧在阳光下透着温润的光。
这里住着谢家四代人，从谢老爷子谢均文到如今执教的谢英，一百多年来，他们都捧着同一本教案，站在三尺讲台上，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几个字，刻进了吉州的山山水水，刻进了无数学生的生命里。
谢均文出生在 1905 年，那时候吉州还是个闭塞的小县城，识字的人寥寥无几。他的父亲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见多了目不识丁的苦楚，砸锅卖铁也要送儿子去私塾读书。
谢均文天资聪颖，更难得的是有颗悲悯心，看着邻里孩子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便常常在放学后偷偷教他们认字。
十八岁那年，他从吉州师范学堂毕业，谢绝了城里学堂的邀请，背着一捆四书五经和几本新学课本，回到了吉州乡下的祠堂，办起了全镇第一所新式学堂。
祠堂破败，四壁漏风，谢均文自己动手修缮，用土坯垒起课桌，找来废弃的油桶做成油灯。
那会儿的孩子大多要帮家里放牛、种地，上课时间全凭凑。谢均文便定下“晨读暮学 的规矩，天不亮就提着油灯去学堂，等着孩子们放下锄头赶来；傍晚放学后，又留下来给基础差的孩子补课，常常到月上中天才踏着露水回家。
有个叫杨向明的孩子，家里穷得连鞋子都没有，冬天光着脚来上学，脚后跟冻得裂开血口子。谢均文便把自己的旧棉鞋给他穿，又在学堂里生起炭火，让孩子们能暖和些读书。
杨向明后来考上了县立中学，临走前跪在祠堂门口，给谢均文磕了三个响头：“谢先生，您是我的再生父母。”
战乱年代，学堂几度停办，谢均文带着学生们躲进深山，在山洞里继续上课。他常说：“兵荒马乱的日子，书不能停，文脉不能断。”
有一次，国民党抓壮丁，要把几个适龄的学生带走，谢均文挡在学生身前，硬生生挨了两枪托，肋骨断了两根，却始终不肯让开。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学生的求学路，也护住了吉州人对知识的渴望。
解放后，祠堂学堂改成了公办小学，谢均文成了正式的人民教师。他依旧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只是油灯换成了电灯，土坯课桌变成了木质桌椅。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有当干部的，有做医生的，有做行政干部的，还有像他一样走上讲台的。
1972 年，谢均文在讲台上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他执教五十余年的课堂上。送葬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队伍从祠堂一直排到鉴江边，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哭着喊 “谢先生”，他们都是当年在油灯下听他讲课的孩子。
谢均文的儿子谢明志，出生在 1940 年。从小在学堂里长大，听着父亲的讲课声，看着学生们求知的眼神，他自然而然地接过了父亲的教鞭。
1962 年，谢明志从雷吉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山区小学。那地方山高路陡，交通不便，学校建在半山腰，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教着一到四年级的学生，俗称 “复式班”。
谢明志到学校的第一天，就傻了眼。教室里的课桌是用木板搭的，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学生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背着用粗布缝的书包。更让他头疼的是，有些家长思想保守，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女儿上学。
谢明志便利用课余时间，翻山越岭去家访，磨破了好几双解放鞋。有个叫春宇的女孩，母亲去世得早，父亲要她在家做家务、放牛。
谢明志一次次上门，耐心劝说，还答应帮春宇家做农活。
终于，在一个雨天，春宇的父亲松了口，让女儿背着书包走进了课堂。春宇很争气，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退休后还常常来看望谢明志。
在山区小学，谢明志一待就是三十年。他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还是校工。学生们的课本、文具，他常常自掏腰包购买；学校的屋顶漏雨，他爬上梯子修缮；冬天教室里冷，他提前到校生起炭火。他教学生们读书写字，也教他们做人做事。
有个调皮的男孩郑阿军，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谢明志没有打骂他，而是陪着他一起去河边，教他游泳的技巧，同时耐心开导他。男孩郑阿军后来考上了体育大学，成为了一名游泳教练，每次回来都要给谢明志带些特产，说：“谢老师，没有您，我早就荒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吉州。谢明志率先在学校推行素质教育，组织学生们开展课外活动，办黑板报、开运动会、搞文艺汇演。他还利用自己的积蓄，给学校添置了图书和体育器材。
谢明志带着父辈教师育人的良好家风，坚守山区环境生活各方面条件艰苦异常的教师育人岗位，为当地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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