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张卡背后都有一个数字。
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最多的一张是三年前，一个煤矿事故的案子，死了三十七个矿工。煤矿老板送来五百万，他判了“不可抗力”，煤矿继续开采。
五百万，他给儿子在伦敦买了套公寓。
儿子今年二十五岁，在伦敦读金融硕士，明年毕业。上周打电话来说想留在伦敦工作，需要一笔钱打点关系，大概三十万英镑。
杨为民算了一下，二百万人民币，差不多够。
他需要这笔钱。
也需要保持“维持原判”的记录——如果这次突然改判，之前那些案子的当事人会怎么想？会不会怀疑？会不会翻案？
不能开这个口子。
笔尖落下。
“杨为民”三个字写得工整，有力，笔画间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签完字，他盖上自己的私章。
红色的印泥在纸上拓出清晰的痕迹。
他把判决书合上，放进“已审结”的文件筐里。
然后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那个文件袋，抽出银行卡，对着电脑摄像头拍下卡号和密码，通过加密邮件发给了儿子。
“爸给你转了笔钱，伦敦那边该打点的打点，别委屈自己。”
点击发送。
邮件发出。
杨为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鸣。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收钱，是十六年前。
那时他还是民事审判一庭的审判员，刚独立办案不久。
接手的第一个大案子，是个工伤赔偿纠纷。一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在施工时从三楼摔下来，脊椎骨折，下半身瘫痪。工地老板只赔了五万医药费就不管了。
农民工起诉，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总计八十二万。
案子很简单。
证据齐全：有事故现场照片，有医院诊断证明，有劳动局的事故认定书。
按法律规定，工地老板全责，八十二万一分不能少。
开庭前三天，工地老板托人找到杨为民，递过来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杨法官，那个农民工……他其实自己操作不当。我们工地有安全规范，他违规作业。而且他本身就有腰伤，这次是旧伤复发。”
杨为民打开信封看了一眼。
五万块钱。
崭新的百元大钞，用银行封条捆着。
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
五万，是他一年半的收入。
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手术费要两万。儿子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择校费三万。
五万，刚好够。
“证据呢？”他问。
“证据……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工地老板说，“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安全意识差。杨法官，您看能不能……在责任划分上，给他定个主要责任？我们象征性赔点就行了。”
杨为民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
但很快，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
“证据要扎实。”他说，“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
“明白！明白！”工地老板连连点头。
三天后开庭。
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工友”，证言一致：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且本身有旧伤。
农民工在轮椅上，气得浑身发抖，嘶哑地喊：“他们撒谎！我根本没有旧伤！他们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医院的病历里，没有旧伤记录。
最终判决：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70%），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30%）。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变成二十四万六。
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
二十四万六，扣除律师费、诉讼费，到手不到二十万。而后续的康复治疗、终身护理，每年至少要五万。
他活不了几年。
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
给妻子交了手术费，给儿子交了择校费。
妻子手术很成功，儿子进了重点中学。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再到庭长，最后到副院长。
案子越接越大，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
信封的厚度从五万，涨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咨询公司走账，以“法律咨询费”的名义。
也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延长审理期限，要求补充证据，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
等原告方耗不起，自然会接受调解，接受低额赔偿。
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得不到公正的人，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受害者家属，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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