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短途汽车在夜色里喘息着停下时，李红梅的布鞋底已经磨穿了。
她拎着两个蛇皮袋，袋口用麻绳扎着，绳结上还沾着老家的灶灰。身上还挎了两个包袱。
英子跟在她身后，怀里抱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半块裂了的镜子，那是从旧屋墙上硬抠下来的。
到了。李红梅说。她声音很轻。
汽车站门口蹲着几个等活的三轮车夫，看见她们拎着破行李，连眼皮都懒得抬。
有个穿花衬衫的男人倒是凑过来：大姐，去哪？两块钱送到门口。
李红梅摇头，攥紧了手里的纸条。那上面写着地址：舜耕园小区6栋3单元601。
路灯坏了三盏，剩下的一盏忽明忽暗，照得母女俩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人活着就像这路灯下的影子，你以为自己在走，其实是光在推着你踉跄。
“哈！嚏！”
英子忽的打了个喷嚏，夜风里有股霉味，像是从哪个潮湿的墙角钻出来的。
妈，还有多远？
快了。李红梅把蛇皮袋换了边肩膀。她没说实话，其实还要走四十分钟。
两天前
房东太太的指甲是粉红色的。
李红梅第一次见她就注意到了，那双手像嫩豆腐似的，指甲修成椭圆形，涂着淡粉色的油。
她自己的手搁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色。
您是南方人吧？李红梅问。
嗯哼。房东太太说，她让叫她钰姐，翘着小指撩了下头发。她头发烫成时髦的大波浪，发梢染了点棕色，在阳光下像抹了层蜂蜜。我娘家在南京，我爱人安徽的，所以我就嫁过来的，爱人前年走了，肝癌。
说这话时她正对着小镜子补口红。镜子是心形的，背面贴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搂着她的腰，背景是中山陵的台阶。
房间空荡荡的，水泥地没铺瓷砖，墙皮剥落了几块，露出里面灰色的墙体。
厨房的水龙头滴着水，卫生间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
唯一的窗户朝北，外面是另一栋楼的墙壁，离得那么近，近得能看清对面阳台晾着的内衣款式。
床呢？李红梅问。
房东太太地合上小镜子：要床得加钱。她指了指天花板，七楼有套带家具的，贵一半。
李红梅的视线扫过墙角，那里有团电线，像条僵死的蛇。她想象着英子坐在地上写作业的样子，脊椎突然一阵发凉。
“哎呦，不是我说哦”房东太太翘着小指，金镯子滑到手肘，“这房子多少人抢着要的啦！”
她穿真丝旗袍领连衣裙，腋下夹着鳄鱼皮钱包，脚上是县城百货大楼最贵的漆皮凉鞋。而李红梅的布鞋底已经快磨穿了，大脚趾在尼龙袜里不安地动了动。
“能不能……便宜点？”李红梅的声音比蚊子还轻。
房东太太“噗嗤”笑了，粉红指甲敲着门：“嘿嘿，妹妹哎，你当这是菜市场啊？”
那就这间吧。她说。
房东太太的眉毛挑起来：真不要床？
我......李红梅的喉结动了动，我闺女要上学......
房东太太翻个白眼：“行吧，随便你哦，不过提前讲好，墙上钉钉子要赔钱的！”
太太从真皮小包里掏出合同，押一付三，水电自理。她的香水味飘过来，是李红梅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闻过的那种香。
那香气像条小蛇，钻进她鼻孔，咬醒了她骨子里沉睡的羞耻，原来人分两种，一种活成香水，一种活成汗臭。
她的鼻子闻惯了猪粪和灶烟，突然嗅到茉莉香精，反而会打个喷嚏，原来世上真有味道，闻一闻都要花钱。李红梅的鼻腔刺痛，像被细针扎了。
人最可怕的不是贪婪，是习惯了馊饭，突然闻到肉香时的那种恨。
房东太太问：老公呢？
李红梅的笔尖在承租人处顿了顿，洇出个墨疙瘩。
她忽的想起蒲大柱的断指，那截烂肉如今大概正被村里的野狗叼着，像叼着块发霉的肉骨头。
坐牢。她答得干脆，喉咙里却泛起铁锈味，仿佛咽下了把碎玻璃。
房东太太的睫毛膏很浓，眨起来像两把小扇子：哦......她拖长音调，我懂。
“她不懂。”李红梅看着她手腕上的金镯子想。“那镯子得有七十克重，在咱皖北农村，够买一亩好地。”
夜更深了。英子的凉鞋带断了，她用塑料袋缠着脚走路，发出的响声。
妈，县城真好。她说，还有路灯
李红梅没接话。她正盯着路边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塑料模特穿着条红裙子，标价98元。那是她好久的房租。
拐进小巷时，有只野猫从垃圾桶旁窜过。
“啊！”
英子吓得往李红梅身后躲，搪瓷盆掉在地上。镜子彻底碎了，碎片映着月光，像许多个小月亮。
没事。李红梅蹲下来捡，破镜难圆，碎了也好。
李红梅的指尖被镜片划破，血珠滴在碎片上。每一滴血里都映着不同年份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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