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最后一天，当第九战区全歼日寇第一〇六师团的捷报传到重庆，整座山城都沸腾了。这是继台儿庄、万家岭之后，正面战场上又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大捷，而且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围歼战。一时间，鞭炮声响彻街巷，报童们挥舞着号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赣北祝捷，再创辉煌”的口号。民众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经历了太多次撤退和失利之后，他们太需要一场这样提振人心的胜利了。
然而，在这举国欢庆的浪潮中，位于半山腰的参谋本部作战室，却是一片与外界截然不同的肃穆和凝重。巨大的赣北地图前，我站了整整一夜，烟灰缸里早已堆满了烟蒂，但我的手里，依然夹着一根刚刚点燃的香烟。缭绕的青烟后面，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个被我们用蓝色旗帜标注出来的，名为“南昌”的城市。
胜利的喜悦，在我这里，持续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当薛岳那封报捷的电报读完，当作战室里的参谋们短暂地欢呼之后，我的心，便立刻被一份份紧随而至的伤亡报告和后勤统计表，重新拽回了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总长，第九战区各参战部队的初步伤亡数字出来了。”首席作战参谋陈思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和沉痛。他将一份薄薄的册子递到我面前，纸页上那一个个鲜红的数字，仿佛还带着前线的血腥气。
我没有接，只是闭上了眼睛。“念。”我只说了一个字。
“此役，我第九战区参战各部，共计伤亡六万一千余人。其中，担负主攻任务之第七十四军，伤亡超过一万五千人，其麾下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师，多个主力团营建制被打残。担负穿插阻击任务之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军，亦伤亡惨重……此外，弹药消耗巨大，尤其是重炮炮弹，各部库存已基本告罄。军政部兵工署报告，本月之内，最多只能补充此次消耗量的三成。”
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六万一，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六万多个鲜活的生命，是六万多个破碎的家庭。我们用几乎三比一的伤亡比，才换来了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我们赢得了，却也赢得惨烈，赢得悲壮。
“冈村宁次呢？他有什么动静？”我睁开眼，将那份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情绪崩溃的伤亡报告抛在脑后，问道。
“根据军令部二厅和调查统计局从九江、武汉一线传回的情报，冈村宁次在得知第一〇六师团被全歼、师团长立花小一郎切腹之后，震怒异常。他已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请求增援。情报显示，原驻防华北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正由平汉线紧急南下，预计一周内可抵达武汉。同时，日军正在紧急抽调其海军第三舰队之一部，进入鄱阳湖，企图利用水路优势，支援其陆军作战。另，日军航空兵团正在向武汉周边机场大规模集结。”陈思平的语速很快，显然这些情报他早已烂熟于心。
我走到地图前，用一支红色铅笔，在武汉、九江周边，画上了一个个代表日军增援部队的符号。很快，南昌城的北面，就出现了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
“他要报复，他要找回面子。”我喃喃自语。冈村宁次不是一个会轻易承认失败的人。万家岭的惨败，已经让他成了日本陆军的笑柄。这一次，他亲自指挥，动用了三个精锐师团，结果又有一个师团被成建制地歼灭。这种奇耻大辱，足以让他赌上自己的全部军事生涯，来发动一场规模更大、更疯狂的反扑。
“总长，您的意思是……日军还要进攻南昌？”一个年轻的参谋，难以置信地问道。在他的认知里，打了败仗的一方，理应舔舐伤口，暂时转入防御。
“不是还要进攻，而是必须进攻。”我转过身，看着作战室里一张张因为胜利而略显松弛的脸，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诸位，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对于日本人来说，南昌的战略地位固然重要，但现在，比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是帝国陆军的‘荣誉’！我们全歼了他们一个常设师团，这是对他们武士道精神最沉重的打击。如果冈村宁次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把这个场子找回来，那他不仅自己要上军事法庭，整个第十一军，乃至整个中国派遣军，都将颜面扫地。所以，他一定会来，而且会倾其所有，不惜一切代价地来！”
我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作战室里残存的喜悦气氛。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一场辉煌的胜利，或许只是另一场更残酷血战的序幕。
“立刻给薛岳发电。”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第一，通令嘉奖第九战区全体将士，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第二，命令他，立刻停止一切庆祝活动，所有部队不得有丝毫松懈，必须立刻收拢部队，补充兵员，抢修工事，准备迎接日军下一轮更猛烈的进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告诉他，南昌，有可能守不住。让他务必在南昌以南、以西的广大纵深地带，预设至少三道预备防线。我的底线是，可以丢掉南昌城，但绝不能让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在南昌城下与日军打成一场消耗巨大的决战。保存有生力量，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战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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