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电报，无异于又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中国都认为南昌已经固若金汤的时候，我却在考虑放弃南昌。我知道，这个命令一旦发出，将会引来多少不解和非议。薛岳那样的刚烈性格，恐怕更是难以接受。
果然，不到一天，薛岳的回电就到了。电报的前半部分，是对我的战略预见表达了感谢和钦佩，但后半部分，则用极其坚定的语气陈述，第九战区数十万将士，刚刚取得大胜，士气高昂，民众拥护，兼有赣北地形之利，必能与日寇再战一场，誓与南昌共存亡。
看着这份措辞恳切但态度强硬的电报，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我理解薛岳的心情，作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是刻在骨子里的天职。让他主动放弃一座刚刚用数万将士鲜血换来安宁的省会城市，这在情感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但我不能感情用事。我知道历史的走向。历史上，日军正是在三月中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南昌战役，并且最终攻占了南昌。那一战，中国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因为实力差距而被迫撤退，并且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我虽然通过自己的谋划，先赢了一局，但双方的实力天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如果硬要和倾巢而出的日军在南昌城下决一死三战，结果很可能是，城也丢了，主力部队也被打残了。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思考着如何说服薛岳。强行下令，固然可以，但一个心存芥蒂、被动执行命令的前线总司令，是打不好仗的。我必须让他从内心深处，理解我的战略意图。
最终，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南昌。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陈思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总长，万万不可！您是参谋次长，统揽全国军务，岂能亲身犯险？如今武汉已经失守，从重庆到南昌，路途遥远，空中有日机封锁，地面也不太平，太危险了！”
“是啊，总长，您坐镇重庆，我们才心安。前线的事情，一道电令足矣。”其他的将领也纷纷劝阻。
我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正因为我是参谋次长，我才必须去。有些话，在电报里是说不清楚的。有些决心，也必须当面才能下。此战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的未来，关系到我们能否将战争拖入我们想要的持久战轨道。我必须确保，我的战略意图，能够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至于危险，我们军人，从穿上这身军装的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前线的士兵，时时刻刻都在枪林弹雨里，我坐一趟飞机，又算得了什么？”
我的态度很坚决，众人见劝说不动，也就不再多言。我立刻让陈思平去安排航线和飞机，并以“视察前线防务”为由，向军事委员会报备。同时，我将重庆大本营的日常指挥权，暂时委托给了几位资深的厅长，并特别嘱咐陈思平，我不在的期间，要密切关注其他战区的动态。
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晚，戴笠又一次深夜造访。他带来的，是关于河内那边的最新消息。
“夏公，你要去南昌？”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显然我的行踪，根本瞒不过他的耳朵。
“嗯，必须去一趟。”我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路上多加小心。日本人现在恐怕最想除掉的人，就是你了。”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河内那边，有新动静了。我们的胜利，似乎刺激到了他们。高宗武等人与日本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根据我们安插在他们身边的人报告，他们似乎正在起草一份所谓的‘日华协议草案’，内容……不堪入目。”
“割地？赔款？承认伪满？”我冷冷地问道。
“有过之而无不及。”戴笠的脸色在烟雾中显得愈发阴沉。“他们准备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利益’，同意‘共同防共’，实际上就是引狼入室，让日本人可以名正言顺地驻军。他们甚至妄想，只要这位‘大人物’站出来，登高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瓦解我们的抗战意志。”
“痴心妄想！”我将手中的铅笔，狠狠地掰成了两段。“一群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和一群被失败吓破了胆的懦夫。真是绝配。”
“夏公，我觉得，不能再等了。”戴笠的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这种毒瘤，多留一天，对国家的危害就多一分。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最彻底的手段，将其铲除。”
我沉默了。我知道，他说的“手段”是什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军统的特工，正是在三月下旬，对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的那栋别墅，发动了一次突袭。目标，正是那位“大人物”。只是，那次行动，因为情报失误，最终功亏一篑，反而打草惊蛇。
现在，我坐在这里，历史的轨迹，似乎又一次走到了那个关键的岔路口。我是否应该阻止他？或者，利用我的先知，帮助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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