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重庆，已经完全被湿热的季风所笼罩。空气黏腻得像是要凝固，即使是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汗珠也止不住地从额头沁出，滑过脸颊。嘉陵江的涛声变得更加急促，像是隐隐约约的战鼓，在预示着什么。我，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雾气弥漫，心中却是一片焦灼。五月的紧张，只是序曲，六月的风暴，已然酝酿成熟，即将席卷而来。我的神经，如同拉满的弓弦，紧绷到了极致。
我知道，六月，是七七事变的前夜，是中华民族劫难的倒计时。我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碾过卢沟桥，但我必须确保，当那一声枪响划破夜空之时，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六月第一周：山雨欲来风满楼
六月的第一天，清晨的阳光透过云层，带着几分慵懒地洒在我的办公桌上，却驱散不了我心头的阴霾。来自华北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如同雪片般飞来，每一封都加剧着我的不安。日本驻屯军的挑衅行为，已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韩将军，这是今早刚到的电报。”情报负责人赵国文面色凝重，将一叠薄薄的电报递到我手中。他的额头，也像我一样，布满了细密的汗珠，这不仅仅是重庆湿热所致，更是压力的体现。
我接过电报，大致扫了一眼，心头猛地一沉。北平，丰台，卢沟桥……这些地名，此刻在我眼中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标识，而是未来八年血战的开端。电报中详细记载了日军在丰台附近的军事调动，增设哨卡，以及对中国守军的无理驱赶。他们甚至公然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实弹演习，炮声震天，火光冲天，完全不顾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
“他们真是欺人太甚！”我将电报重重地拍在桌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一股怒火从胸腔直冲脑门，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这是一种被侵略者肆意玩弄的屈辱感，一种对自身国力孱弱的悲愤。
赵国文的眼中也充满了愤慨，但他依然保持着冷静：“将军，根据我们的分析，日方在丰台的举动，是想切断平汉铁路，将北平与南方隔绝，从而达到其‘华北自治’的目的。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
“自治？！”我冷笑一声，声音中带着难以抑制的怒气，“那是赤裸裸的侵略和分裂！他们以为用这种拙劣的借口，就能蒙蔽世人吗？！”我的思绪飞速运转，我知道，日本的胃口绝不仅仅是华北，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中国。
“立刻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并要求外交部再次向日方提出最严正的抗议！”我沉声命令，努力压制住内心的激荡，“同时，指示华北驻军，尤其是第29军，务必严密戒备，加强巡逻，但要严格遵守不主动挑衅的原则。命令全体将士，枪不上膛，刀不出鞘，避免给日军任何开战的借口！”
我知道，这种克制，是多么的憋屈。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却只能忍让，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却无法发出声音。但我也知道，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每争取一分一秒，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负责。
赵国文领命而去，他的背影显得有些沉重。
当天下午，我召集了作战参谋李宗汉和后勤参谋陈思明，对华北战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推演。巨大的沙盘上，北平、天津、丰台、卢沟桥等关键地点被红色和蓝色的旗帜标出，显得异常醒目。
李宗汉将军用教鞭指着沙盘，脸色严肃：“将军，第29军目前驻守在北平、天津一带，人数约十万人，装备相对陈旧。日军驻屯军约五千人，但其装备精良，且随时可从关东军和本土调集援兵。一旦开战，29军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陈思明则担忧补给问题：“华北地区的交通线虽然发达，但一旦被日军切断，补给将是严重问题。我们需要提前在石家庄、保定等地设立战略物资储备点，以备不时之需。”
我听着他们的汇报，心中愈发沉重。我知道，29军的将士们，虽然装备落后，但都抱着一腔热血，誓死保卫家园。但血肉之躯，终究难以抵挡钢铁洪流。我的责任，就是尽力为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李将军，命令29军加紧修建野战工事，构筑多道防线，并安排狙击手和重火力点，尽可能地迟滞日军的进攻。”我沉声说道，“陈将军，后勤补给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部署，将弹药、粮食、医疗物资储备充足，并规划好紧急运输路线。最重要的是，务必保证电台通信的畅通，以便随时掌握前线战况。”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内心却如同惊涛骇浪。我试图在有限的资源下，将损失降到最低，为将来的持久战争取空间。
这周，我还特别关注了国内舆论。我知道，民众的抗战热情是无价的，但我们也需要引导他们，让他们明白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何等的残酷，需要他们做好长期的牺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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