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重庆，已然带着初夏的湿热，江雾早早地便被阳光驱散，取而代之的是有些闷的蓝天。我，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站在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嘉陵江。江水滚滚，像是时间，从遥远的过去奔腾而来，又向着未知的未来浩荡而去。我的未来，是八年的血与火，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绝地反击，而我的现在，是1937年5月，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从来到这个平行宇宙，顶替了韩夏这个身份，我便一刻也没有停歇。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巨大，如同洪流，试图裹挟着一切向前。但我是那个逆流而上的点，那个试图用微薄之力，扭转乾坤的人。
五月第一周：紧绷的弦与外交的漩涡
五月的第一天，我收到来自华北前线的情报。北平的局势如一团乱麻。日本驻屯军的挑衅变本加厉，他们不断增派兵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的“演习”，枪声在夜空中撕裂平静，那是战前最刺耳的预演。我看着手中这份来自北平特务处主任——宋哲元将军派来的联络官——陆军大学学生董英斌送来的报告，眉头紧锁。
董英斌，一个看起来有些木讷，却眼神锐利的小伙子，此时正毕恭毕敬地站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将一份薄薄的纸张递给我，声音带着些许压抑不住的焦虑：“韩将军，北平方面电报，日方要求我们在丰台设立检查站，并声称要‘清除’抗日分子，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我接过电报，上面字字句句都透着日方的嚣张跋扈。丰台，那是北平的南大门，是连接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咽喉要地。一旦日军在此设卡，北平的交通命脉便尽数掌握在他们手中，华北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
“宋将军那边怎么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不想将自己的担忧传递给这个年轻人。
董英斌的拳头紧了紧：“宋将军多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强硬，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们甚至宣称，若我方不配合，将采取‘自由行动’。”
“自由行动……”我冷笑一声，这正是侵略者的惯用说辞。我的思绪飞速运转。我知道，历史上七七事变即将爆发，而丰台的摩擦只是前奏之一。现在还不能直接挑起大规模冲突，但也不能示弱，予敌以可乘之机。
“董英斌，”我抬头看向他，眼神坚定，“你回去转告宋将军，丰台的检查站绝不能让日方设立。这是底线。我会立刻向最高统帅部汇报，争取外交上的支持，同时命令华北驻军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
董英斌眼中闪过一丝激动：“是，将军！有了您的命令，宋将军也能更放开手脚了！”
送走董英斌，我立刻召集了参谋本部的几位重要参谋，包括负责情报的赵国文、负责作战部署的李宗汉、以及负责后勤协调的陈思明。他们都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班底。
“各位，华北局势危急，丰台的摩擦随时可能升级。”我开门见山，将日方要求在丰台设立检查站的电报摊在桌上，“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让出丰台。现在，我需要你们尽快拿出应对方案。”
赵国文推了推眼镜，他的情报网络遍布各地，对日军的动向了如指掌：“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陆军省已经通过了《对华北指导方针》，核心就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将华北从南京手中分离出去’。设立检查站，就是他们蚕食华北的第一步。”
李宗汉指着地图上的丰台，脸色凝重：“一旦丰台失守，北平将彻底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我们可以增派兵力，在丰台附近构建防御工事，并加强与周边部队的协同。”
陈思明则担忧后勤补给：“如果真要抵抗，华北地区的补给线会非常紧张。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物资调配，尤其是弹药和粮食。”
我听着他们的讨论，心中焦灼。我知道，即便我能够预知未来，但历史的巨轮也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日本的侵略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中国的实力，在当时根本无法与日本抗衡。但我们别无选择，唯有以血肉筑起长城。
当天下午，我紧急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报告，详细阐述了丰台事态的严重性，并建议最高统帅部以最强硬的外交姿态回应日方，同时指示华北驻军不得退让。我知道，那个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身影，此刻一定也在为这些棘手的问题而烦恼。但我的责任，就是将最准确的情报和最合理的建议呈上去，为最终的决策提供依据。
几天后，最高统帅部传达了指示：坚决反对日方在丰台设立检查站，指示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驻华北部队严密戒备，但不主动挑衅。这与我的建议不谋而合，让我稍稍松了口气。至少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坚决的。
但日本人的“抗议”和“警告”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很快，日本国内传来消息，他们的外务省宣称：日本帝国政府已就驻华北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冲突问题，向中方提出“严重警告”，并要求中方“立即停止一切反日活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让我愤怒得浑身发抖。这根本不是外交，这是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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