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燕的反击如期而至。
飞燕集团向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经贸委，同时递交了一份材料。
指控新声电子“利用专利壁垒实施市场垄断”，在VCD技术领域“设置不合理的技术门槛”，“以专利为武器打压国有企业，扰乱市场秩序”。
材料里特意列了一组数字：万鹰VCD售价4999元，飞燕VCD售价2999元，差价两千元。
新声电子利用专利垄断攫取暴利，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还加上了一条，新声电子拒绝向飞燕集团授权VCD技术，属于“技术封锁”，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
这份材料一递上去，飞燕那边立刻把消息放给了媒体。
一时间，飞燕从一个被指控侵权的被告，摇身一变成了“反垄断斗士”。
徐有财拿着一摞报纸推开陈旭东办公室的门，把报纸往桌上一搁，苦笑道：
“旭东，你看，顾长风这老小子换套路了。”
“不跟咱们打专利了，改打垄断牌。”
“这招狠，咱们要是接不住，舆论可就翻过来了。”
陈旭东把报纸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表情没什么变化。
他抬起头，对徐有财说：“二叔，把仙科电子跟咱们签的技术授权合同找出来。”
徐有财愣了一下，随即眼睛一亮：“你要拿仙科电子说事？”
“他不是说我们搞技术封锁吗？仙科电子就是最好的反证。仙科电子是国企，我们早在舆论爆发前，就把VCD技术授权给仙科电子了。技术封锁，怎么还给了国企授权？”
徐有财点点头，转身出去安排了。
次日下午，新声电子在鹏城召开新闻发布会。
周强站在讲台上，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义愤填膺，只是把新声电子与仙科电子签署的技术授权合同原件，放在了投影仪上。
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新声电子将VCD数字影音播放技术，授权给仙科电子使用，授权范围涵盖生产、销售及后续技术升级。
签约时间是两个月前。
事实胜于雄辩，这一招反击，干净利落。
飞燕指控垄断的核心论点是“技术封锁”，新声电子直接把授权合同拍出来，封锁了吗？
两个月前，就授权给仙科电子了。
拒绝授权了吗？
一个不敢接授权谈判的侵权者，有什么脸面说自己被“技术封锁”？
飞燕那边刚炒热的“反垄断”议题，还没来得及发酵就被打哑了。
就在两边新一轮舆论战，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京城发生了一件两边都不知道的事。
一份内参材料悄无声息地递到了上层领导的办公桌上。
这份内参，由鹏城仙科电子董事长赵光明署名提交，标题很简短：《关于新声电子诉飞燕集团专利侵权一案的调研报告及政策建议》。
赵光明在报告里没有站队任何一方，只是把事实和数据一一列明。
每一份材料都经过公证，每一项数据都有出处。
在报告的结尾，赵光明写了一段话，用的是老科学家特有的那种不加修饰的措辞：
“专利法颁布施行已有九年。”
“如果企业可以绕过法律、通过模仿照搬他人的技术成果来获取市场优势，且这种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制裁，那么法律的意义何在？”
“企业的研发动力何在？”
“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依法保护创新。”
“我以一名老科技工作者的名义，恳请有关部门对此案给予高度重视，让法律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效力。”
与此同时，一个消息在媒体圈子里悄然传开。
京城方面打招呼了，两家企业的专利纠纷，暂时不要过多炒作，等官方有明确说法再说。
这个信号很微妙。
上面既没有否定新声电子的专利主张，也没有为飞燕的侵权行为开脱。
只是在给时间，给更高层级做判断的时间。
国家科委、经贸委和法制局的相关人员，开始在会议上讨论这个案子，虽然没有对外公开，但消息还是通过一些渠道传到了外面。
讨论的焦点逐渐从“新声和飞燕谁对谁错”，上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何落地”的层面。
一方认为：飞燕虽然是国企，但侵权事实清楚，应该依法处理，否则专利法就成了空文；
另一方则认为：飞燕是重点国企，七千多工人，直接判侵权影响太大，最好协商解决，让新声电子给飞燕技术授权，两家化干戈为玉帛。
上面还在讨论的时候，压力已经悄悄传到了鹏城和咸城。
徐有财是最先接到电话的人。
那天傍晚，徐有财刚回到住处，大哥大就响了。
电话那头是个上了年纪的声音，普通话里带着江东口音，一开口就报了自己的身份，国家某部委的离休干部，在江东省工作过十几年。
徐有财听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他现在虽然也算个人物，但和电话里的这位一比，依旧是个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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