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渐深了，车厢里的灯调暗了大半，多数人都歪着头打盹，只有铁轨撞击的“哐当”声规律地响着，像个不知疲倦的钟摆。仲伟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两本说明书，指头捻着书页，“哗啦”一声翻过，在单调的铁轨声里显得格外清晰。仲昆瞥了他一眼，见他眉头微蹙，目光钉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上，也没打扰，只转头看向窗外——黑沉沉的夜里，偶尔有远处村庄的灯一闪而过，像星星掉在了地上。
这趟旅程漫长得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梦。三十多个小时里，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先是城市的霓虹，连成一片流动的光河，慢慢淡成郊区的稀疏灯火；接着是田野的星灯，农户家的窗亮着暖黄的光，衬得夜空里的星星格外密；后来天快亮时，晨光漫上来，给远处的树、近处的田都染上朦胧的暖色，连空气都好像变得软和了。直到第三天早晨，火车“哐当”一声晃了晃，终于驶进郑州车站，车门打开的瞬间，带着尘土气息的风涌了进来，吹得人一个激灵，才惊觉梦似的旅程告了一段落。
出站后，仲昆让仲伟在大厅等着，自己去了售票窗口改签。回来时他手里捏着两张票，眉头皱着：“没卧铺了，只能坐回去。”仲伟接过票看了眼，下午四点的硬座，也没说什么，只点了点头。两人一起把大件行李存进车站的寄存柜，“咔嗒”锁好柜门，钥匙串在手指上转了圈，才并肩走出了车站。
“不远处有个邮电局。”仲昆抬手指了指前方，街角的绿色牌子很显眼，“我挂个长途回家，告诉父亲，我们明天早晨到家。”
电话那头的铃声响了好几下才被接起，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熟悉的沙哑，仲昆对着话筒简短几句交代清楚行程，说
“东西都好”“人也不累”，挂了电话。
他们在附近找了家按小时收费的小旅馆，老板是个和气的婶子，引着他们上了二楼。房间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两张单人床靠墙放着，床单叠得方方正正，墙角的桌子上还摆着个搪瓷杯。“好好睡一觉。”仲昆脱了鞋往床上一躺，床板硬邦邦的，他却舒了口气，“晚上坐一宿硬板，现在得攒点精神。”
这一觉睡得格外沉，没做梦，直到下午两点，旅馆老板娘轻轻敲了敲门：
“同志，到点啦。”
仲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眼角还沾着点眼屎，和仲伟一起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冰凉的水扑在脸上，激得人打了个哆嗦，混沌的脑子瞬间清醒了不少。结完账走出旅馆，日头正暖，他们在附近的摊位买了几个热乎乎的肉夹馍，白馍咬开个口，肉香混着汤汁冒出来，烫得人龇牙咧嘴也舍不得松口；又挑了袋黄澄澄的橘子，皮儿薄得透光，拎在手里沉甸甸的。
回到火车站，取出行李，到候车大厅坐下没多久，广播就提示开始检票了。仲伟把最后一瓣橘子塞进嘴里，抬手抹了抹嘴，和仲昆一起拎起行李，跟着人群往检票口走。阳光透过大厅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们脚边，拉杆又开始在地面上拖出细碎的声响，这一次，声音里好像掺了点归心似的，急急忙忙，又稳稳当当。
三点四十五分，他们随着人流来到3号站台。这是一趟过路车，站台上的人不算多，五分钟后，墨绿色的火车裹挟着风驶进站，停稳时车厢门正好对着他们的位置。上车找到座位坐下，仲昆让仲伟把测量仪放在座位底下垫好，自己则起身往车厢连接处走：
“我去找列车长问问，看能不能补上卧铺。”
仲伟点点头，低头看了眼座位底下的测量仪。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车厢里混杂着泡面味与汗味，仲伟挤在硬座的角落，行李堆在脚边，膝盖几乎顶到前排座椅。正当仲伟低头对着那台齿向测量仪的说明书皱眉时，仲昆突然一阵风似的从过道挤回来，脸上泛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补到卧铺了！”他声音里带着兴奋，“下一站兰考，卧铺车厢有几个人下车，列车长让咱们先过去等着。”
两人如蒙大赦，麻利地背起鼓鼓囊囊的行李。穿过四节塞满乘客的硬座车厢，又绕过飘着饭菜香的餐车，终于到了卧铺车厢连接处。列车长早已在那里等候，熟练地为他们补了票——一张下铺，一张中铺。捏着那两张带着油墨味的卧铺票，两人对视一眼，都长长舒了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离兰考还有段距离，他们索性回到餐车，找了个空位坐下，安心等着。
窗外的风景渐渐模糊，火车很快驶入兰考站。待下车的旅客拎着行李匆匆离开，仲昆和仲伟立刻拎着行李钻进卧铺车厢。找到自己的铺位后，两人都默契地拿出了随身带的“精神食粮”：仲昆从包里翻出那本翻得有些卷边的《红与黑》，书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这是他上车起就没放下的；仲伟则又拿起那本厚厚的说明书，手指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上滑动，仿佛要把每个参数都刻进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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