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深冬，夜色像一块浸了水的黑布，沉甸甸地压在城市的上空，连窗外的风都裹着刺骨的寒意，悄无声息地掠过老旧的工人村街巷。屋里早已归于平静，钟表的滴答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我窝在桌边翻看英语书，父母也早已收拾妥当，准备歇息，整个屋子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就在这时，“咚咚咚！咚咚咚！”一阵急促又慌乱的敲门声骤然打破了这份宁静，敲门声密集又急切，听得人心头一紧。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晚了，会是谁来？来不及多想，我连忙起身，快步跑到门口，伸手拉开了木门。
门外站着的竟是郑老师，昏黄的楼道灯光洒在她身上，映得她脸色惨白。她平日里总是梳着整齐的短发，衣着干净得体，眼神温和又沉稳，可此刻，她全然没了往日的从容，神色慌张至极，眉头紧紧皱着，满脸都是焦急与不安，嘴唇微微颤抖，连呼吸都带着急促。一见到我，她立刻上前一步，声音压得极低，却难掩心底的慌乱：“庆柏，你爸爸在家吗？”
看着郑老师这副模样，我心里顿时也跟着紧张起来，连忙点头，连声说道：“在呢在呢，郑老师，您快进来！”我赶紧侧身把她让进屋里，生怕她在门外多待一秒，随即转身朝着里屋大声喊道：“爸，郑老师来了！”
父亲原本正坐在里屋的椅子上看报纸，听到我的喊声，又察觉到气氛不对，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快步从里屋走了出来。郑老师抬眼看到父亲，目光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脸上满是为难与局促，眼神躲闪，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满是不安。她迟疑了片刻，才压低声音对父亲说：“老杨，我们进里屋单独说几句话吧。”
父亲是派出所的民警，常年的工作让他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看出事情绝不是小事，定然是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他没有丝毫犹豫，轻轻点了点头，转身领着郑老师走进了里屋，随后轻轻关上了房门，将屋外的我隔在了外面。
我站在原地，心里七上八下，好奇又担忧，却不敢靠近，只能在屋外静静等着。房门紧闭，听不到里面的交谈声，只有漫长的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煎熬。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里屋的房门终于被打开，我抬眼望去，心头猛地一沉——父亲已经换上了一身笔挺整齐的警服，深蓝色的警服衬得他神情愈发严肃，眉头紧锁，嘴角紧抿，平日里温和的面容此刻布满了凝重。郑老师跟在他身后，依旧低着头，肩膀微微垮着，满脸的心事重重，眼底的慌乱还未散去。
父亲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只是拿起桌上的帽子，神情肃穆地带着郑老师，匆匆迈步走出了家门，木门被轻轻带上，脚步声很快消失在楼道里。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心里满是纳闷，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急事，能让郑老师深夜登门，让父亲如此郑重地换上警服，连夜出门。
我在客厅里坐立难安，来回踱步，始终猜不透缘由，一颗心悬在半空，久久无法落下。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门外终于传来了脚步声，我连忙起身，只见父亲独自推开家门走了进来。他依旧是那副严肃的神情，没有丝毫放松，也没有对我解释半句，甚至没有脱下身上的警服，就径直走进了里屋。
母亲一直坐在床边等着，看到父亲独自回来，立刻起身迎了上去，满脸担忧地连忙上前询问缘由。我心里的好奇与担心早已压不住，悄悄挪动脚步，轻手轻脚地贴在里屋的门边，屏住呼吸，偷听着屋里父母的谈话，也终于在断断续续的对话中，知晓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
原来，郑老师夜里遭到了同单元邻居，那个外号叫“大小子”的年轻人的恶意骚扰。
我们家和郑老师家离得极近，楼挨楼，站在我家的窗前，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郑老师家的楼门口。这一片是早年仿照苏联样式修建的工人村住宅，原本的设计里，每户都是独立的一单元，空间宽敞，可在那个物资匮乏、住房极度紧张的年代，一个单元硬生生被分成了两户，分给两家人合住，郑老师便和那个叫“大小子”的人家，挤在同一个单元里生活。单元房就一个厕所，两家共用。
那个被叫做“大小子”的年轻人，那年不过二十岁左右，是70届的毕业生，毕业生正巧赶上“四个面向”，因为是独子，没有下乡，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工厂上班。他整日游手好闲，品行不端，在街坊邻里间本就没什么好名声。
而郑老师那年二十七岁，1965年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是个知书达理、温柔善良的人。我转学进入五十四中学读书时，正好被分到了她的班级，她教数学，讲课细致又耐心，是我的班主任。郑老师的丈夫是海军军人，常年驻守在偏远的海上孤岛，守卫着边疆，一年到头也难得回家一次。她的两个孩子年纪尚小，只能留在农村的公婆家中帮忙照看，平日里，偌大的屋子只有她一个人独居，无依无靠，孤单又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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