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还是个不敢说话的小哑巴，但到了小学一年级，却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小学生。这一天，阳光明媚，微风拂面，我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背起母亲亲手用蓝色棉布缝制而成的书包，踏入了丰隆小学的大门，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此时的北方，秋意渐浓，季节更替得格外明显。校园里那几棵高大挺拔的树木，它们翠绿的叶片已悄然泛起丝丝金黄之色；秋风轻拂而过，仿佛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师手中的画笔一般，轻轻一挥间，就有数片树叶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般，打着旋儿从枝头飘落而下，并最终静静地躺在刚刚清扫干净、散发着清新气息的泥土草场之上。
开学没几周，班级里就传来了让所有人都雀跃的消息——学校要在星期天组织看电影，每人一角钱，去亚洲电影院看《英雄小八路》。
消息是小王老师在周六下午最后一节课宣布的。她站在讲台上，年轻的脸庞在秋日斜阳里泛着柔和的光，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肩头，声音清脆得像山涧的泉水：“同学们，星期天下午一点半，咱们在学校门口集合，一起去看电影，记得带好一角钱，别迟到啦。”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坐在我后边的王德明兴奋地用胳膊肘碰碰我：“看电影！是打仗的吗？”前排的易桂凡转过头来，小辫子一甩：“肯定是打坏蛋的！”
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耳朵里嗡嗡的全是兴奋。虽然不知道《英雄小八路》是什么故事，但“电影”两个字就足以让我的心飞起来。记得半年前，我和同院的小朋友在大北一附近小公园看过一次电影《脚印》，银幕挂在两棵树之间，风一吹就晃晃悠悠，可那些会动会说话的小人，还有“砰砰”的枪声，让我好几个晚上都梦见自己成了电影里的小战士。
“安静，安静。”小王老师轻轻敲了敲讲桌，等教室静下来，她又嘱咐了几句注意事项。可我的心思早就飘到了电影院，满脑子都是黑漆漆的放映厅、那道从后面射出来的光柱，还有银幕上会动的小人。老师后面说的话，像是被风吹走了似的，我只隐约听到了一点半的半子，就自以为是八点钟，就是每天上学的时间。
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我放下书包，凑到她身边：“妈，学校明天组织看电影。”
“哦？看啥电影？”母亲头也不回，往大锅里添了瓢水。
“《英雄小八路》，一人一角钱。”我说得小心翼翼。一角钱能买两个鸡蛋，或者三斤白菜，我知道这不是小数目。
母亲转过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柜子里取出个小铁盒，打开数了数里面的硬币，递给我两枚五分：“拿着，别丢了。”她又摸摸我的头，“好好看，回来给妈讲讲演的啥。”
我用力点头，把那两枚被母亲的手捂得温热的硬币接过来，觉得它沉甸甸的。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没睡安稳。窗外的月亮很亮，透过窗纸洒在地上，白晃晃一片。我一会儿怕睡过头错过集合，一会儿又想象电影里的场景，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我成了“小八路”，戴着八路军帽，拿着木头枪，在树林里穿梭……。
天刚蒙蒙亮，窗外还飘着淡淡的晨雾，我就从炕上爬了起来。摸出压在枕头下的一角钱，就着晨光看了又看。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揣进裤兜里，还特意按了按，确认它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才蹑手蹑脚地下了炕，父母和弟弟还在睡梦中。父亲轻微的鼾声一起一伏，弟弟蜷在母亲怀里，小脸睡得红扑扑的。我屏住呼吸，踮着脚走到门口，轻轻拉开房门。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我僵在原地，等了几秒，见里屋没有动静，才闪身出去，又慢慢把门带上。
院里静悄悄的。邻居家的大公鸡站在矮墙上，昂着头正准备打鸣。见我出来，它侧着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地伸长脖子：“喔喔喔——”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吓得一缩脖子，快步穿过院子，走到了胡同里。
胡同里空无一人，只有地上湿漉漉的，是清晨的露水。我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带着秋天特有的清冽和煤烟的味道。抬头看看天，东边的天空才刚泛出鱼肚白，几颗星星还隐约可见。是不是来得太早了？我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但马上又否定了自己：老师说八点集合，从家走到学校只需十分钟，现在出发，确实是太早了。
我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去摸裤兜里的硬币，它硬硬地硌着我的大腿，却让我感到安心。
走到学校门口时，门上的铜环在晨光中泛着冷清的光。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路边的杨树落下几片枯黄的叶子，被风卷着，在地上滚来滚去，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大门前，有些不知所措。明明记得是八点钟集合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我记错了？是九点？还是十点？
心里乱糟糟的，我不敢走开，怕一离开同学们就来了，自己只好靠着冰冷的大门站着。门上的油漆有些剥落了，露出里面深色的木头，我靠上去，能闻到一股陈旧木材和油漆混合的味道。眼睛死死盯着路口，盼着下一秒就能看到同学或者老师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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