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7年2月8日，大年初三的暖阳洒在大唐广袤的土地上，然而这份新春的祥和却未能驱散许多普通男青年心头的阴霾。长安街头的茶馆里，几个身着粗布短打的年轻汉子围坐一桌，面前的茶汤早已凉透，他们的眉头却拧成了死结——彩礼，这个沉重的话题，像巨石般压在每个人的心口。
“王二，你家那桩婚事怎么样了？”说话的是城南布庄的学徒李三，他攥着手中的茶碗，指节发白，“听说你那未婚妻家要二十贯彩礼，还有三匹云锦、两对玉镯？”
王二苦笑着摇头，脸上满是无奈：“可不是嘛！我在墨家工坊打了三年工，省吃俭用才攒了五贯钱。就算把家里的老黄牛卖了，也凑不齐啊！”他重重叹了口气，“再凑不够彩礼，人家姑娘就要另嫁他人了。”
茶馆里的气氛愈发沉重。一旁的赵四愁眉苦脸地说：“我表哥在城西当车夫，为了彩礼，把新买的大唐牌三轮车都典当了，可还是差一大截。现在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一半。”
这样的场景，在大唐各地不断上演。在江南水乡，彩礼的规格更是水涨船高。苏州城的媒婆牙婆们口中，“十里红妆”早已成了标配，除了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甚至还出现了墨家制造的机关器具、夜光琉璃作为彩礼新要求。普通人家的子弟，即便寒窗苦读或辛苦劳作，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凑齐如此高昂的彩礼。
消息很快传到了长安皇宫。童浩林坐在御书房内，眉头紧锁地翻阅着各地送来的奏折。其中不少州县都提到了彩礼过高导致适龄青年难成婚的问题，甚至有地方出现了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械斗事件。
“陛下，此事不可小觑。”苏婉婷展开一卷竹简，上面详细记录着各地彩礼的攀比之风，“彩礼本是传统习俗，如今却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民间嫁娶，更可能滋生社会矛盾。”
武媚娘则调出户部的统计数据：“据估算，全国因彩礼致贫的家庭已达数万户。许多男青年为了成婚，不得不借下高利贷，利滚利之下，家庭陷入恶性循环。”
童浩林沉思良久，目光坚定地说：“传朕旨意，召集礼部、户部、工部等六部官员，明日早朝商议对策。这彩礼之困，必须尽快解决！”
次日清晨，大明宫的朝堂上，群臣激烈讨论。礼部尚书主张维护传统，认为彩礼不可废，但应制定标准，遏制攀比之风；户部尚书则提出，可设立“婚嫁基金”，由朝廷拨款补贴贫困家庭；工部官员则建议，利用墨家的新技术降低彩礼中物品的制作成本，如生产仿玉镯、改良版云锦等。
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一位年轻官员站了出来，他是来自清河县的新晋进士陈墨。“陛下，臣在地方任职时，发现许多百姓因彩礼借贷无门，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高利贷。”他呈上一份计划书，“臣建议，在乡镇县郡的银行开设‘彩礼贷’，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助男青年解决燃眉之急。”
陈墨详细解释道：“贷款利息可参照农商贷款，分五年至十年还清。同时，银行可与当地工坊、商户合作，男青年贷款后，可在指定商家购买彩礼物品，既保证质量，又能控制价格。此外，对于按时还款且家庭和睦的，朝廷可给予一定奖励。”
童浩林听后眼前一亮：“此计甚好！但需完善细则，确保贷款真正惠及百姓，而非成为新的负担。”他转头吩咐户部尚书：“即刻着手制定‘彩礼贷’条例，半月内试行。”
半个月后，“彩礼贷”在清河县率先试点。县银行门口，前来咨询的百姓络绎不绝。王二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银行，在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下，他顺利申请到了十五贯的贷款，利息低至每年三分。“没想到不用抵押房产，凭借在工坊的工牌就能贷款！”王二激动地说，“这下终于能娶上媳妇了！”
随着试点成功，“彩礼贷”迅速在全国推广。各地银行还推出了配套措施：在江南，银行与云锦坊合作，推出简约版的婚嫁锦缎；在西域，联合玉器匠人打造平价玉饰；在长安，墨家研制出了成本更低的机关小物件，作为彩礼中的趣味礼品。
同时，朝廷大力倡导“简约婚嫁”之风。童浩林亲自下诏，皇室宗亲婚嫁不得铺张，为天下表率；礼部编写《婚嫁新仪》，倡导以诗书、耕具等寓意吉祥的物品作为彩礼，取代单纯的金银攀比。
大半年过去，大唐的婚嫁风气悄然改变。曾经因彩礼望而却步的青年们，在“彩礼贷”的帮助下，纷纷组建了家庭。长安街头，骑着大唐牌电动车迎亲的队伍成了新的风景；江南水乡，简约而不失浪漫的水上婚礼吸引了众人目光；塞北草原，牧民们以马匹、牛羊作为彩礼，回归质朴传统。
童浩林站在大明宫的城墙上，望着城中往来的婚车，欣慰地对武媚娘说：“这‘彩礼贷’，不仅贷出了百姓的幸福，更贷出了大唐的和谐。治国之道，本就该如此——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困。”
此时，夕阳的余晖洒在长安城上，万家灯火渐次亮起。那些曾经为彩礼发愁的男青年们，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这场由彩礼引发的风波，最终在朝廷的智慧决策下，化作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为大唐盛世增添了一抹温暖而动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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