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江春生骑着摩托车先把朱文沁送到单位。红色本田125在晨光中格外醒目，朱文沁跳下车，没带头盔，头发有些乱，她用手指梳了梳，冲江春生挥挥手：“春哥，记得买头盔，晚上来接我哟。”
江春生点点头，看着她走进银行的栅栏门，才调转车头，往城北方向开去。
他要去找于永斌，拉他一起去四新渔场找涂书记。
城北种子公司那排门面房，“楚天科贸”的招牌在晨光中很醒目。江春生把摩托车停在门口，推开玻璃门走进去。店里弥漫着油漆和油毡的气味，货架上摆着各种防水与建材产品，还有几款花岗岩板材。一层门店的营业员孙琪刚刚打扫完卫生，正站收拾柜台，看见江春生，抬起头笑着说：“江哥，这么早？于总还没来呢。”
江春生问：“他一般什么时候到？”
孙琪想了想，说：“于总如果来得晚，通常都是在村里处理事。不然他都是会先来公司落一下才走。今天还没见他的人影，估计是在村里。”
江春生道了谢，转身出门，骑上摩托车，直奔凤台村委会。
顺着207国道往北跑了一截，就到了进凤台村的路口，这里右转向东，是一条笔直的进村柏油路。这条路还是前年江春生和老金负责铺的沥青混凝土，两年下来路况还不错，路面平整，两边的水杉树已经绿了，在晨风中沙沙作响。江春生驾驶着摩托车，一溜烟就到了凤台村村委会。
村委会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两排平房，灰白色的墙面，屋顶盖着红瓦。院子里停着几辆自行车和一辆手扶拖拉机，于永斌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赫然在列，停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江春生把摩托车停在面包车旁边。
于永斌的办公室在东边一排平房的最东头，门开着。江春生走过去，还没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于永斌大声斥责的声音。
“……你们两家吵了几年了，有意思吗？为了一条田埂，打了二次架，一村子的人都看你们的笑话，你们不嫌丢人？”于永斌的声音很大，带着几分火气。
一个男人的声音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听不清内容。
“我不管你们谁先谁后！”于永斌的声音又高了八度，“今天我把话撂这儿，那条田埂维持原状，谁也不许动！谁要是再动，别怪我不客气！”
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利地响起来，像是在争辩。于永斌打断她：“行了行了！你们各让一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江春生站在门口听了几句，没有进去打扰。他转身走到院子里，在村委会的宣传栏前停下来，第一次闲来无事地看了起来。
宣传栏是铝合金框架的，玻璃橱窗，里面贴着花花绿绿的纸张。第一栏是政策和形势，红头文件的复印件，标题是《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字很小，密密麻麻的。第二栏是农业生产与科学种田，贴着几张彩色图片，上面是水稻和棉花的高产栽培技术，还有一张施肥建议表。第三栏是计划生育，内容最醒目，大标题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下面是具体的政策条款和奖惩措施。
江春生的目光停在一句标语上——“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违法。”旁边还有一句更狠的：“该扎不扎，房子扒塌。”他皱了皱眉，又看了看后面的光荣榜，上面贴着几张照片，是村里的“五好家庭”和“致富能手”，照片还很新。
正看着，身后传来脚步声。江春生转过身，看见于永斌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男一女三个村民，都是五十来岁，穿着朴素，脸上的表情既有不甘又有无奈。于永斌送他们到院子门口，又叮嘱了几句，三人各自散去。
于永斌转过身，看见江春生站在宣传栏前，笑了，大步走过来。
“到底是鸟枪换了大炮，有了摩托车就不一样了，这一大早就窜到我这来了。”他拍了一下江春生的肩膀，语气里带着调侃。
江春生指了指宣传栏上那句“该扎不扎，房子扒塌”，摇摇头：“你们这也太狠了吧？”
于永斌顺着他的手指看了一眼，不以为然地笑了：“计划生育可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不狠怎么管得住？走走走，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去办公室说。”他拉了一把江春生的手臂，两人一起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本工作笔记，茶杯里的水已经凉了。墙上挂着一幅凤台村的地图，上面用红笔画着几条线。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办公桌上，暖洋洋的。
于永斌给江春生倒了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在椅子上坐下。“说吧，什么事？一大早跑来找我，肯定不是来喝茶的。”
江春生在对面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昨晚我在文沁家吃饭，跟她爸聊了四新渔场那边地的事。”
于永斌眼睛一亮，放下茶杯，认真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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