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对房玄龄的能力深感赞叹，曾对身边的侍臣们说：“此人深知事态轻重，堪当大任。每当我儿世民向我陈述事务，经由房玄龄之手所呈报的内容，总是能够准确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里，也仿佛面对面交谈般清晰无误。”由此可见，房玄龄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
然而，随着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驱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员。在此背景下，房玄龄和他的挚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挤出朝廷，被迫离开他们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职。这一变动无疑是对房玄龄个人事业的重大打击，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这并未动摇房玄龄对李世民的忠诚和支持，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龄在那次决定唐朝命运的关键时刻——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远的谋略，协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取了帝位。李世民对房玄龄的高度评价溢于言表，赞誉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认为正是房玄龄的深思熟虑和精准策划，才使得这场政变得以顺利实施。
在论功行赏之时，李世民将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并列为头等功臣，彰显了他们对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表彰房玄龄的杰出成就，李世民特赐封他为邢国公，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忠诚和无私奉献的高度肯定。
精诚奉国
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深知创国立业的艰辛。他时刻铭记着这份艰难，始终保持着警醒，力戒骄奢淫逸，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房玄龄特别重视吏治问题，认为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认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国之要道，因此在选拔官吏时严格遵循“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确保每个职位都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于是房玄龄大力推行简政并省官吏政策，最终将文武官员总数精简至六百四十员。这样的改革不仅裁去了冗官滥职，提高了政府效率，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刚刚经历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尤为重要。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在贞观初年这个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同执掌朝政，负责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无论是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规模，还是法令、礼乐、制度等方面，他们二人都精心设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赞誉。
在法律方面，房玄龄秉持宽厚平和的原则，简化律令，废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体系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订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制的基础，历经数百年而未发生重大变动，显示了其深远的影响。
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因功被改封魏国公，出任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他日夜操劳，勤勉工作，以明达的吏事处理能力和宽平的法令政策闻名。他任人唯贤，不分贵贱，因此被誉为一代良相。
到了贞观九年（635年），房玄龄因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设有功，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637年）又被封为梁国公；贞观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留守京师，辅佐太子。尽管女儿成为了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地位显赫无比，但房玄龄始终保持谦逊，从不炫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贞观十八年（644年），当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自征讨辽东高句丽时，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龄留守京城长安，确保国内稳定。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系国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知这一消息后，唐太宗李世民极为关切，不仅派遣御医为他精心治疗，还每日提供御膳，并亲自前往探望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龄心系国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诸子说：
“如今国家太平，唯独陛下对高句丽的东征不止，实为国之隐患。皇上盛怒之下决心已定，而臣下无人敢直言劝谏。我若知而不言，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房玄龄仍不忘国家利益，他强撑病体上表进谏，恳请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对高句丽的征战。李世民看到奏表后深受感动，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感叹道：
“房公病入膏肓，却还能忧虑国家大事，真是难得啊。”
为了满足房玄龄的心愿，李世民亲临其病床前握手诀别，并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的官职，使他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儿子们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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