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登上来银杏岛的邮轮，王琨就开始心神不定。
向M国提供张去益的行踪这一行为，若是暴露，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登岛之后，他一直小心翼翼，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他虽说名义上是节目组的副总导演，那不过是挂个虚名。他主要身份还是节目组的总制片人。
自从上了M国的贼船，这么多年来，为了掩饰自己，他在京市电视台一直是以态度谦虚谨慎，工作任劳任怨，听从上级指令，从不恶意对待下属的老实人身份活动在众人面前的。
这也是他能成为电视台有影响力的制片人的原因。
他是综艺制片人，接触台里的敏感信息并不多，所以，当初M国情报机构通过中间人给他钱的时候，他并不以为然。
当初，中间人对他说，只要他在综艺节目中不要传播M国的负面消息就行了。
他想，这点小事，他还是可以做到的。
再加上，当时他的儿子正在M国留学，担心如果他拒绝了，他儿子在M国的处境不妙。
思虑之下，就同意了。
可是，让他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起初，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对方的要求确实很简单：在节目剪辑时，如果涉及M国的画面或言论，尽量保持中立，甚至略带美化。
这对于手握内容审片权力的他来说，易如反掌。
他告诉自己，这不算卖国，顶多是“国际友好”，何况还有不菲的“咨询费”打入他在海外的秘密账户。儿子的学费、生活费一下子宽裕了许多，甚至还能买些像样的礼物。
那时，他内心虽有忐忑，但更多是一种侥幸和自欺欺人：“我只是在边缘做了一点无关痛痒的小事。”
然而，陷阱的入口一旦踏入，便再难回头。
几个月后，中间人的联系变得频繁，要求也开始升级。不再仅仅是“不传播负面”，而是希望他“主动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台里内部对某些国际事件的讨论风向，或者他所能接触到的、与涉外事务相关的嘉宾背景资料。
他的心猛地一沉。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卷入的并非简单的舆论引导，而是更深、更黑暗的旋涡。
他试图拒绝，但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他儿子在M国某个城市的详细住址，以及他收受款项的清晰记录。冰冷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他明白了，从他点头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了提线木偶，没有退路。
从此，王琨的生活被割裂成两半。
在台里，他依旧是那个勤恳、低调、人畜无害的王制片，甚至对涉及敏感话题的讨论，他都刻意回避，表现得像个不关心政治的“老黄牛”。
他害怕言多必失，害怕任何一丝关注会引来不必要的审查。
而私下里，每一次秘密联络，都像是一场酷刑。
他用着对方提供的加密通讯设备，在深夜里传递着那些看似平常、实则可能被对方分析利用的信息。
每一次发送成功，他都会冒一身冷汗，然后长时间地坐在黑暗里，听着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
他变得疑神疑鬼，感觉同事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审视，觉得办公室的摄像头无处不在。
他开始失眠，体重下降，原本温和的脾气也变得有些难以控制的焦躁，只是他强行用理智压抑着。
“我这是在保护儿子，保护这个家。” 这是他唯一能用来安慰自己的借口。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悄悄转移，为家人铺设后路，仿佛这样就能洗刷一些罪孽。
但良知像一根毒刺，日夜不停地扎着他。他看到新闻上关于抓间谍的报道会心惊肉跳；听到别人议论“卖国贼”会面红耳赤，仓皇避开。
他觉得自己像个穿着干净衣服站在泥潭里的人，表面光鲜，内里却早已污浊不堪，并且随时可能陷下去，万劫不复。
这次银杏岛之行，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对方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张去益的名字如今在华夏可算大名鼎鼎，家喻户晓。说他现在是华夏国战略级国宝人物也不为过。
M国要他打听张去益的行踪，目的不用想必定不单纯。
他原本想以接触不到张去益这个理由加以搪塞，可不巧的是，张去益竟然以张清扬的名字参加这档综艺节目。
当然，他也可以装作不知道，可当他听到中间人说提供张去益行踪的准确消息，可得到一千万M币后，鬼神差使，一动心就将这个情报上报了中间人。
他知道，他再没有回头路了！
不，其实，当他第一次接受M国情报机构的金钱，他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如果说他以前做的事还可以自欺欺人地说是“信息咨询”的话，那么这次提供张去益行踪的行为，则是赤裸裸的间谍行为。
定他一个叛国罪也毫不过分！
海风带着咸腥味吹拂在脸上，他却感觉不到丝毫惬意。
这座风景如画的岛屿，在他眼中，却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华丽囚笼。
他混在喧闹的节目组人群中，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略显疲惫的微笑，内心却是一片冰封的荒原。
恐惧、悔恨、焦虑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他撕裂。
“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在心里对自己发誓，声音微弱得连自己都无法信服，“完成这次，拿到他们承诺的那笔能让儿子在M国安身立命的钱，我就想办法彻底脱身……”
但是，真的能脱身吗？
他的手心，被冷汗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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