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的老电风扇吱呀作响,把霉味吹得四处都是。叶东虓看着照片上陈建军的笑容,突然觉得那具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不再陌生——他也曾有温度,有家人,有未说完的话,却像片落叶,悄无声息地飘进了福尔马林的溶液里。
“去第三机械厂。”江曼把卷宗塞进包里,照片被她单独夹在笔记本里,“他妻子的地址也在上面,住在城南的老家属院,我们顺路去看看。”
下楼时,阳光突然变得刺眼,叶东虓眯起眼睛,看见公安局的墙根下坐着个捡破烂的老人,怀里抱着个生锈的铁皮饭盒,饭盒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三厂”字样——和陈建军工作的机械厂正好对上。老人的手指在饭盒上反复摩挲,那里有个和陈建军右肋下旧伤形状相似的凹陷。
“大爷,您这饭盒是第三机械厂的?”江曼走过去,声音放得很轻。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点光:“你咋知道?这是我儿子给我打的,他以前是厂里最好的钳工。”他的手指敲了敲那个凹陷,“那年机器出故障,他为了救工友,被压了一下,留下这疤,后来……后来就走丢了。”
叶东虓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他看着老人怀里的饭盒,又想起解剖台上的尸体,突然觉得那条从档案室到机械厂的路,变得既陌生又沉重——每个失踪的名字背后,都藏着这样等待的眼睛,像盏盏孤灯,在陌生的长夜里亮着。
三、老家属院的药味
城南的老家属院被圈在拆迁的红漆里,墙皮剥落得像块掉渣的饼干。叶东虓站在3号楼2单元门口,仰头看见三楼的窗台上摆着盆仙人掌,花盆是个掉了把的搪瓷缸,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字迹被雨水泡得发淡,却依然倔强。
“就是这儿。”江曼对照着卷宗上的地址,指节在斑驳的门牌号上敲了敲,“陈建军的妻子叫王秀兰,卷宗上说她有哮喘,常年吃药。”
门开时,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混合着点煤烟的气息,像块潮湿的抹布捂在脸上。王秀兰的头发花白得像堆雪,佝偻的背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手里攥着个药瓶,标签上的“沙丁胺醇”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你们是?”她的声音带着哮喘病人特有的喘息,像风箱在拉动。
江曼把照片递过去时,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颤抖,指甲缝里嵌着点黑泥,像是刚从外面回来。王秀兰的目光落在照片上,突然捂住嘴,药瓶“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白色的药片滚出来,像撒了一地的雪。
“建军……是你找到他了?”她的眼泪砸在照片上,晕开个小小的湿痕,“他这些年去哪了?我天天在等他,厂里的人都说他卷了公款跑了,我不信……”
叶东虓捡起药片,注意到药瓶的瓶底刻着个小小的“军”字,是用钉子凿的,和陈建军右眉骨的痣位置相似。“我们在处理一具无名尸体时,发现和陈师傅的信息吻合。”他尽量让语气平缓,“但还需要做DNA比对才能确认。”
王秀兰突然抓住他的胳膊,手劲大得不像个病人:“他是不是……是不是受了很多苦?”她的目光落在叶东虓白大褂的下摆上,那里还沾着点福尔马林的痕迹,“我就知道他不会跑的,他走前一晚还给我修好了哮喘喷雾的喷头,说等他回来就带我去看海……”
里屋的门帘被风吹得动了动,露出个简陋的书架,上面摆着几本翻卷了角的医学书,《肝脏病学》的封面上有个用铅笔写的名字“陈建军”。江曼走过去翻了翻,发现书里夹着张处方单,是2002年6月的,开方医生是第三机械厂的厂医,诊断结果是“慢性肝损伤,建议住院治疗”。
“他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江曼把处方单递给叶东虓,声音有点发紧,“却还在硬撑着上班,说不定那笔五万元的汇款,是他预支的医药费。”
王秀兰突然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里面全是陈建军的工装,每件的右肋位置都有磨损的痕迹,最上面那件的口袋里,露出半截纸条,是张机械厂的罚款单,事由是“操作失误导致机器损坏”,罚款金额正好是五万元。
“他是被冤枉的!”王秀兰的哮喘突然加重,捂着胸口直喘气,“那天是李主任让他违规操作的,出了事却让他背黑锅……他走前说要去告李主任,还我清白……”
叶东虓扶着王秀兰坐下,给她喷了哮喘药。看着她蜷缩在椅子上,像片被揉皱的纸,突然觉得解剖台上的肝脏样本变得有了温度——那不是冰冷的组织,是个男人用生命扛下的委屈,是个家庭在陌生的等待里熬出的伤痕。
离开家属院时,夕阳把拆迁的红漆照得像团火。叶东虓回头看见王秀兰还站在门口,手里举着那张照片,风把她的白发吹得像面旗。他知道,从这里到真相的路还很长,布满了陌生的岔口,但只要想起那双等待的眼睛,就必须走下去——哪怕每一步都踩着别人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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