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的学派，历经“仁山”、“纯孝”两位先生的埋头发育，历经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与立手里，门下人才辈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才敢在茶会上说话。
否则的话，要是参会的都是那些坚持程朱理学的卫道士，话不投机还算好的，最多奚落两句，被人上纲上线可就遭了。
实际上这跟明初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有关，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统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会的话语权，其主体就是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而洪武建文两朝，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文臣们也大都是着名理学家，如宋濂、刘基、王、方孝孺等，这些理学名臣的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确立，最终形成了“理学独尊”的局面。
所以在理学家这里，凡事上纲上线才是正常现象。
金华学派这种不那么严肃的学术思想，反倒是少见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过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根据胡季的观察，金华学派对于现在世风的演变，也是表现出了担忧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学术思想演变提前上演了，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普通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市民社会兴起，文化的话语权是必然会下移至底层百姓的，包括商人、书生、市民等等，从而创造了繁荣且颇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与传统精英文化相对立，市井文化的兴起，就代表着精英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
治体论在华夏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在南宋理宗时期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以系统形式得到提炼与运用，在后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丘《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发挥。而明代立国，浙东儒者刘基、宋濂、王、方孝孺继承推进了治体论思考，作为浙东学派的看家本领，可谓是真正能通天的学术坦途。
所谓治体论，就是对治人、治道和治法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后来的“有治法，则有治人”，一直在进行演进，但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发，治体论架构都倾向于思考这一方与其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生依存，可以说治体论的思维宗旨是强调总体的整合关系，并非是那种“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
这种综合思维，也是金华学派能兼收并蓄理学、心学、实学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为今日之世风，应较之前如何？”….
汪与立将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声大噪了，而且是继承的周敦颐那一脉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学术界，已然是青年一辈中的领头羊。
更何况，曹端手上还兼着梳理古文今文学派脉络的工作，哪个学派不想往这种编撰整理任务的工作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价值，汪与立说话也很客气，没有对于小辈的轻视。
“世风之变，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统是从周敦颐一脉继承的，回答也没出乎茶会众人意料：“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图上立脚跟。道即太极，太极即道，以通行而言则曰道，以不杂而言则曰一，夫岂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转化，动静变幻无穷，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滞不动。”
程朱理学的世界一元论观点是唯物的，但曹端觉悟很高，他的哲学思想是发展的，在吸收了姜星火以矛盾解太极的思想后，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朱熹的太极“不自会动静”一说，认为太极会自动静，认识到了太极对事物的能动作用。
而按照这个哲学思维的推导，那么世风有变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变，那说明太极不动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静坐许久，把场上情形大略窥了个明白，又待众人议论了片刻，目光转向他时方才开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骛，尝以虚词，某以为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此而已，不必惊慌，亦不必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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