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香港，从战后初期的60万人口，迅速暴涨至150万人口。香港本来就房屋短缺，再加上日军炸毁很多房屋，所以许多人被迫露宿街头。露宿者骤看又贫又脏，但细看却发现他们生活得很有条理，并无绝望放弃的迹象。
他们在地上和外墙上放着随身物品：草席、竹筐、竹扫帚、炊具、锡铁罐，环境物尽其用，小孩还可有玩耍的空间。廉价劳动力的涌入，只待后面无数资金、技术的涌入，三者相互结合，成就香港未来三四十年的工业化辉煌。
1946年的香港，最高建筑是‘第三代汇丰银行大厦’，楼高70米，共13层，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建筑物，亦是香港首座装有空调的建筑物。
汇丰银行大厦在香港日治时期，曾经被用作政府总部，后因物资紧张，日军曾将门口的铜狮运至RB准备回炉取铜。RB投降后，两尊狮子被美军发现，在麦克阿瑟命令下运回香港，这对铜狮子一直沿用至后世。
1946年的香港，法律规定‘普通民房’最高不能超过五层，而香港的居民房普遍为‘唐楼’、‘骑楼’风格。这个时候的物业买卖，是按照‘栋’、‘幢’为单位来卖，至于‘分层出售’、‘分期楼花’尚未有人提出来。（后世，1948年吴多泰提出分层出售、1954年飞艇泰提出分期付款和楼花、公摊）
1946年的香港，住房租金开始上涨，随着大量富豪、工厂主的涌入，租金将在1949年达到一个极其夸张的程度。想要租房，得先要向房东支付一笔‘顶手费’，再支付每月的房租。房东只用几年时间，便将物业本身的价值赚回来。（据记载，宁波包家在1948年租赁一层千多尺物业，顶手费为2万港币，月租为450港币）
1946年的香港，1英镑固定兑换16港币，1美元固定兑换4港币。香江的警察薪资是120港币/月、普通银行职员薪资是100港币/月，而绝大多数人的薪资远不及这两种职业。
3分钱可以坐上港岛电车、5分钱可以坐天星小轮穿越港岛九龙、3分钱一块面包、三毛钱可以吃一碗中环‘镛记酒家’的炒河粉，而‘镛记酒家’的粥已经涨到8毛钱。（毫=角，仙=分）
1946年的香港，绝大多数工厂的工人每天需要上班16个小时，并且全年无休，他们的薪水也十分廉价，在30~100港币区间，赚的钱仅够温饱。正是凭借这些廉价的劳动力，那些企业家才将香江的塑胶业、成衣业、纺织业、玩具、手电筒、雨伞等商品，打入全世界。
也正因为劳动力如此廉价，很多年轻人找工作最喜欢是当警察，其次是加入社团（也是码头劳力），最后才是进工厂；就连女孩子选择对象也是持如此看法，一些女孩子更是宁愿当有钱人的姨太太，都不愿意嫁给穷小伙。这还是一个大清律法和大英法律共同存在的时代，香江是一个高度资本的社会，一切向钱看、向厚看。
1946年的香港，街头的人们着装是中西合璧，妇女很多都是白衫黑裤，留着长长的麻花辫，大多数妇女背后还用布带绑着小孩；偶尔几位少妇穿着长衫或旗袍，勾勒出曼妙身姿，格外吸睛。
男人一部分是汗衫长裤，还有一部分是衬衫西裤，再搭配分油头、手表，这差不多是两个阶层的穿着。而路人行色匆匆，却印证着香江战后的生机勃勃。
1946年的香港，黄包车是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之一，与叮叮当当的香港电车和新兴的汽车巴士争抢生意。至于出租车，这个时候全港只有不到200辆，另外大概还有持牌汽车1400辆、货车1100辆。
黄包车的车夫，是这个时代香港华人艰苦生活的最佳写照，车夫是赤贫阶层，一心只顾兜接客人，筋肌健硕但未老先衰，他们头顶草帽，或穿补丁衣衫、或赤果上身、光脚，在黝黑的肩膀上，搭着破旧泛黄的汗巾。
此时黄包车的一趟车资，在5分左右，却依旧难免将被时代抛弃。（为了对抗新兴交通工具，后来在五十年代初的黄包车曾兴起五分钱走港九的活动，用双脚对抗汽车，最终逼的港府停发黄包车牌照，限制黄包车行驶路线，终究是败在了资本面前。）
1946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面，空荡且宽阔，海岸线和后世截然不同，‘尖东’尚未填海出现，中环、湾仔亦没有进行大规模填海拓宽。
维多利亚港的中间有一支小型海军舰队，有巡航舰队和两艘航空母舰，不远处的‘添马舰海军基地’亦有战舰停留，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由于英国担忧香港前途，所以也算是重兵把守。
1946年的香港，天星码头在维多利亚湾最狭窄处，遥对中环码头，绿白双色的天星小轮在港岛和九龙之前来回穿梭，运送形形色色的人过海。
在七十年代初红磡隧道未通行、八十年代地铁未通行的年代，天星小轮承载着港岛和九龙的唯一连接方式，每天有数万人川流。天星小轮的票价是5分，船票就像一个小本子，正面橘红、白色斜对角，中英文各一面，上面有年份、月份，并注释‘必须呈騐（验）、方准通行’等。后来，天星小轮票价几次涨价，在六十年代已经2角（三等座），又因为一次涨价五分（仙），闹出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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