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出乎朝野意料的任命，全出于关卓凡的一力主张。
把阎敬铭调离山东，就算是对山东地方最大的交代了。不管有没有“杀良”，天底下从来没有打胜了仗，反倒处分主将的道理。山东士绅以及山东籍的京官们，应该满意朝廷的处置，不会再唧唧歪歪了。
阎敬铭是升官，不是平调，更不是降级，因此，山东绿营的士气，也不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关卓凡要用阎敬铭，切实整顿户部。
“奉旨管理户部”的军机大臣是宝鋆。平心而论，宝鋆管部，还是称职的。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比如，慈禧和安德海想修圆明园，宝鋆就不干；慈禧想把内务府拿过去，宝鋆也把着不肯放。
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制度”的范围内，基本没有流向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当然，改革“制度”，比如，减少将养八旗的花费，就不是宝鋆兴趣所在，亦非其能力所及。
但是，宝鋆管部，管好的只是“部外”；户部内部种种弊端，宝鋆却当做看不见。国家的钱，从户部出来之后，固然大致用得其所；但这些钱还在部里边的时候，却被“内部人”上下其手，狠狠先过了一刀。
宝鋆不管“部内”，或者说他管不来“部内”，除了他不爱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说到底，还是因为宝鋆本人就不是个清官，贪贿卖官，样样不缺，指望他“兴利”也许可以，指望他“除弊”——本质是整顿吏治，当然没戏。
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可以担负户部“除弊”任务的，阎敬铭之外，不做第二人想了。
首先，阎敬铭不但清廉，而且简朴。
晚清高级官员，尽有清廉的，如曾国藩、沈葆桢、丁宝桢，等等。但开府建牙，迎来送往，得维持必要的排场，真正做到“简朴”的，可就少之又少了。而阎敬铭这两种优秀品质“二合一”的程度，在晚清衮衮诸公中，绝对是第一号男猪脚。
原时空光绪三年，即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阎敬铭赴晋视察赈务。阎敬铭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糙的“褡连布”做成的官服，并逼属下也穿这样的粗布，有穿绸缎者，自然是钱太多了，那就“罚捐饷济灾”吧。
他杀掉侵吞赈款的吉州知州段鼎耀，严劾奉使大臣礼部尚书恩承等过境滋扰地方，活人无数，晋人交口誉之“阎青天”。
光绪八年，即1882年，阎敬铭奉调入京，也是布服敝车，只带一个小家童，一老一少，悄然进京。
关卓凡想，如果都像阎敬铭这样不讲排场，这个级别的官员，正俸加养廉银，根本不需要贪污，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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