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在王大伦看来是一部感伤的电影。玉纹的独白贯穿整部影片，从她的语气和神态里，可听出感觉出她无可奈何的压抑。伤春的女人每日徘徊于古旧城墙和断瓦颓垣之间，日子一****地来，又一****地去。
她每日所做的无非早晨出门买菜、给丈夫抓药，在城头踱步好大一会后伤神地复回到家中，将药丢给丈夫时与他对话不过三两句。剩下大半时日，是坐在妹妹房间绣花独自喟叹，因为她觉得在这城里，除了早晨出门徘徊的城墙头之外，这间房是唯剩的有生气的地方。
人是无力的人，是活在生死之界的人。玉纹想死却没勇气，只是麻木地行使着作为妻子的职责；丈夫戴礼言想活却没勇气，在心中对玉纹有无限愧疚。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的到来。
章志忱的到来打破了死气沉沉的一切。他是礼言昔日好友，却也是玉纹的旧时情人。他是年轻健康有朝气的，与戴礼言死气的阴郁形成对比，又恰是玉纹内心的渴望和呼唤。于是这家热闹了，这小城似乎也热闹了，小妹戴秀本就是小城的异类，她活泼积极，见到多年不见如今一表人才浑身有一股劲的章大哥，自然又有新的活力出现。
但温情的感伤还是藏在阳光之下。玉纹和志忱旧情复发，两人欲言又止欲动又止，所考虑顾忌的无非是道德礼教。正在迈出的步子突然止住了，道德伦理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志忱不忍看到昔日好友心病加重，玉纹亦不忍丈夫再饱受身心折磨。
由于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拍摄于1948年，这样一个敏感的历史节点，后人在解读时，不免把这种小环境中的私人情感纠葛赋予了政治的符号，还常常用杜甫的《春望》来形容《小城之春》。
破败的院落和城墙不免让人联想到破败的国家。一身长袍马褂传统造型生有一身病的丈夫戴礼言是否暗喻多灾多难的祖国？西装革履健康年轻的旧情人章志忱是否是五四运动提倡的外来新文化新思潮的隐喻？玉纹，是否正是费穆先生或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
他们如玉纹一样，终日徘徊在旧与新、道德与****、死气沉沉与活力生命之间作艰难的心灵挣扎。只是国家危亡使民族主义成为主流，他们在五四时与新文化结下的旧情缘遂成过眼云烟。
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又有谁能说得清呢？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解读都要服从政治的需要。而王大伦对此却嗤之以鼻，也许费穆先生就是想拍一个爱情故事，一个三角恋爱的爱情故事。
那天晚上在电影学院旁边的茶楼里，王大伦和庄庄导演聊的很投机，可能是大家对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有着共同的理解。田庄庄翻拍的目的也很简单，他不想影射什么，他就是想再重新讲一遍这个故事，同时为他心目中的经典致敬。
分别时田庄庄给了他一本重新编剧的剧本，说是初稿，让他先看着。哦，他的角色就是那个孱弱的、失去男人功能的、死气沉沉的戴礼言。
王大伦没有先去翻剧本，田庄庄告诉他等过了春节还要试装试镜，正式开机最快估计也得明年五六月份。他现在需要的是先把脑子清空，一心一意演好《海鲜》中的警察邓某。
今年的春节很早，一月二十三日就是除夕，现在离过年也就二十天的功夫。所以北戴河的戏朱纹计划用两个星期拍完，时间很紧，他昨天就已经带着摄制组先行启程了。
王大伦第二天一大早开着小夏利往北戴河赶。天气不是太好，出门的时候天色就阴沉沉的，风很大。开出京城没多久，天空中就开始飘了下雪，而且有越下越大的趋势，积了雪的道路开始变的湿滑，他很后悔出门的时候没有在轮胎上装防滑链，只能放慢车速慢慢开。
原本平时只要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结果足足花了将近六多个小时，下了高速雪开始变小了，他也算是故地重游，还特地沿着海北路到西海滩路去绕了一圈。
冬天北戴河是淡季，相比刚刚开过城区的热闹，整个西海滩路两边如死城般的静寂，路边的宾馆、休养所、饭店、商店都关门了，最多几个看门人而已。海滩上空无一人，只剩下冰封的大海和铅灰色落雪的天空……看惯了去年拍戏时熙熙攘攘的海滩，现在眼前这副场景真有点科幻的感觉。
剧组下榻的地方是在城区边上的一家宾馆，一下车王大伦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赶紧把羽绒衫的拉链拉到顶，这里比京城冷多了，看天气预报最低温度要零下十几度。
“伦哥，我来吧！”
他刚把行李箱从车里拿出来，就见一个小伙子从宾馆大门跑出来。
“没事，没事。谢谢你小毛，我自己来吧。”
小伙子是剧组的剧务兼打杂的。
“伦哥，您舟车劳顿，还是我帮您提吧。这是导演交给任务，让我在宾馆等您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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