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爪哇商团的初步谈判，就持续了两天。达成了初步协定之后，郭康又派遣手下官吏，去和他们商谈具体细节。
他的助手们对此都很兴奋。爪哇商人这次来访，带来了大量的东方商品，包括珍贵的铁锅、丝绸、白糖、茶叶、香料……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船队规模之大，让这边最大的图尔港，都停不下，得分流去苏伊士港乃至更南的延布港。当地人对此震撼不已，连码头的驼队头领和书吏，都在给郭康的报告里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巨大的船队。
这些商品，在地中海市场，是字面意义上的价值连城，毕竟国王们出售城市，一般也就几万到十几万金币的开价。郭康现在手里的资金，大概只够买一个零头的。
不过，孙十万托商团带了亲笔信，说可以给郭康赊账，而且也不用急着还。按他的说法，生意做到他这个地步之后，再回头看待“钱”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了。
金钱说到底，只是一种用来兑换其他东西的中介——按照经验，要是能保持信誉，把它换成纸都可以。因此，相对于那些单纯只是金光闪闪、比较好看的贵金属坨坨，和账本上的各种数字，他更关注钱能换来的那些具体的东西。
大秦国开凿水道的事情，他们一早就知道，还提供了不少支持，就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如今，他们最想要的，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他做了半辈子生意，知道这种场合，吃相不能太难看，得和本地分销商相处融洽才行。因此，也就不准备继续挤压当地和意大利商人。相反，他希望大家合作起来，争取一个多赢的局面。
目前他最关注的，就是当地贸易便利性的问题。他希望，大秦官府能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明确制度，裁撤那些苛捐杂税，给商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另外，还希望能够允许他们，在埃及和努比亚进行经营，并且保证更多的物资采购份额，尤其是粮食、棉花、甘蔗等大宗农产品。
对此，郭康觉得都可以接受。实际上，他自己也在不断推动改革——原因无他，主要是之前马穆鲁克的制度，实在是太逆天了。
马穆鲁克当政的时候，税制和商业管理，可以说完全是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如没有管理。苏丹和埃米尔们并不懂如何经营商业，只知道缺钱了就加税。商人除了海关的关税，还要交商铺的税收、各个货物的专门税收，等等。有些税收干脆直接就叫“保护税”，用来豁免官方的劫掠行为。
到了战时，还会有各种临时税收，乃至强买强卖的事情。而且，马穆鲁克的管理能力还特别贫弱，导致很多时候光收钱，却无法提供对应的公共服务。
原本，从地中海到红海和印度洋，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从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等港口，顺着尼罗河到达开罗，然后东进抵达西奈半岛，从苏伊士港或者图尔港进入红海；另一条是从开罗沿着尼罗河往南，最远可以直达第一瀑布旁的阿斯旺。一部分商队会继续南下，越过边界，进入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一部分则会从卢克索旁边的库斯港上岸，通过驼队穿过一段沙漠，抵达红海西岸的几座港口。
理论上，第二条线路虽然远，但是位置却是更好的。这条商路能把地中海、红海、埃及和东非都连接起来，因此拥有规模巨大的货物流通量。东非高原上的物产，乃至整个非洲的朝圣者，也都可以通过这条路径，进入红海。虽然这边的港口质量不如东岸，但胜在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因此也有自己的优势。
然而，马穆鲁克却不善经营，导致商路上秩序败坏。上埃及频繁遭遇旱灾和瘟疫，马穆鲁克完全无力救灾，也没有心思去维持秩序。流民和沿途的贝都因部落，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匪帮，四处劫掠；港口的官吏也贪赃枉法，动辄敲诈勒索。因为频繁的内乱，马穆鲁克的实际控制区也日渐萎缩，丢失了第一瀑布以南的几乎所有区域。
历代苏丹推行了多次改革，都没有成功。他们也组织了几次南征，试图驱赶那里盘踞的游牧民，恢复苏丹地区，尤其是红海西岸的阿伊扎布、萨瓦金等重要港口的统治。但是，这些征伐也都浅尝辄止。不但没能开疆拓土，反而连阿斯旺周边都丢掉了。
这条商路日渐荒废，第一条也没有好哪去。马穆鲁克们经常一拍脑袋，就搞出一些迷惑的政策，导致商人在条件允许时，都宁可绕着他们走。
大部分马穆鲁克都是些思路简单、行为粗暴的职业武人。他们的生存方式，基本可以概括为“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除了砍人什么都不会”。中下层的马穆鲁克，可以用以维持开销的收入，普遍只有自己封地，而且往往不是自己经营，只是承包给包税人。而包税人往往尽自己所能，吞掉更大的部分，导致马穆鲁克得到的更少了。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克自己根本没有靠谱的统计。不过，后世拿破仑攻入埃及之后，对当地马穆鲁克政权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摸排清查，留下了一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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