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吴景超的这一“法则”很不屑，曾在日记中写道：“蒋、吴两文“皆主张武力统一，他们都不是有政治作用的，而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故我作文辟之。”
胡适说的这篇文章，是《武力统一论》论，发表在《独立评论》八十五号上。
主要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不乏“武力统一”的例子，其结局，还是山河破碎。就当时中国而言，问题固然出在那些“失政”的军阀们，而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却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是否也应当分担一些责任？吴景超的法则“未免太拘泥于历史例证了”，而历史是“不再来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适用。
与此同时，新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钱端升，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上的一篇文章《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也引起了胡适的关注。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着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他最早也是主张民主的，但由于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专制倾向蔓延的影响，后来对民主的诉求日益淡薄。钱在分析了当时欧洲民主政治之所以衰颓的原因后说：“一切制度是有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胡适承认这是一篇自“论战”以来“最有条理又恳挚动人的文章”，但又说：“……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洲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无论蒋廷黻、钱端升，还是吴景超，都是胡适的朋友。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但都是本着“政论无所苟”的原则，来认真讨论国事。因为这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他们也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人，也极有责任心。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时，才可“出之于口，笔之于书”。
就在你来我往的论战中，胡适去清华大学，见到了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等人。他们一起到蒋廷黻家中喝茶，钱端升正好也从天津来，大家谈的很高兴。
蒋廷黻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到1934年1月底，由于蒋廷黻正准备出国，这位“独裁派”的主将离开，这场“论战”也似乎要进入尾声了。只是，论战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胡适又写下《政治统一的途径》一文，仍是针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
文中言道：“……现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问题：如何能缩短这个割据时期？如何能在这个割据时期做到建国的大事业？换句话说，假如此时没有用武力统一的希望，我们还有法子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吗？我们设想的统一方法，……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这里说的“政治制度”，指的就是“国会”。
胡适认为“要各省选出的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
这一“设想”在蒋廷黻看来，未免有点理想化，因为“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胡适抱憾蒋廷黻的这些话是带有“成见的过虑”，他问道：“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何况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一连兵解散得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胡适甚至认为，即便“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这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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