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三次见面，胡适翻阅了蒋介石的《力行丛书》，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参阅了胡自己的一些观点，这对胡适是一个鼓舞。他期待这次会面，希望能跟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就是自己的政治见解。
12月2日下午，蒋介石致函胡适，重申前约。同日下午，胡适通过王世杰转告蒋介石，一定践约。
12月2日晚六点多，胡适就从住所出来，直奔蒋的官邸，过了长江，受到蒋介石秘书黎婉的迎接。
胡适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是，一进门就碰见一个叫雷孟强的人，吃饭时又添了个杨永泰。两个人都不走，蒋介石也不准备请他们走，于是，胡适就不准备深谈了。
席上，蒋介石要求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 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 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蒋介石上台之后，不断发生学.潮。11月29日，山东省会济南发生学生罢课事件。次日，罢课学生万余人又集会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因此，蒋介石的兴奋点是如何整顿学风，消弭学.潮。但是，蒋介石的兴奋点不等于胡适的兴奋点。
胡适因为没有深谈机会，本已有点生气，听了蒋介石的问题后便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画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当时，胡适正企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和学风问题，但是，转弯抹角，他还是谈到了自认的“根本问题”上。
胡适对他和蒋介石的最初几次见面，不满意，也很失望。两人谈话时间很短，胡适没能畅所欲言，晚餐时胡适觉得食不甘味。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胡适希望能够跟蒋介石系统地谈一谈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思想。
蒋介石这次见面却对胡适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 两人感觉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正如很多人所说，关键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
而蒋介石所以热衷于与胡适谈教育，也有他的想法。很快他就重新组阁，想请胡适做教育部长。也就是前边提到的，之后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拟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
只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胡适婉拒了教育部长一职。说他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时候的胡适认为，蒋介石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失。
在胡适看来，领导人身边最需要的是诤臣，诤友。所谓兼听则明，“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领导人身边如果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所围绕，是很悲惨的。胡适不但自己要做蒋的“诤友”、“诤臣”，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能这样去做。
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的一首咏山泉的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胡适对蒋介石寄以厚望，希望蒋能够在诤友、诤臣的辅佐下，做一个开明、豁达、胸怀若谷的领导人，带领着中国逐步走上民主和宪政的道路上。
但是，胡适接下来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蒋介石集团正一步步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
而另一方面，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着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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