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望潮楼。
分治府城的两位知县，此刻正坐在一起喝酒。
同年进士，又同在一城做知县，常伦和桂萼的交情愈发深厚。
“明卿兄，我打算开年之后，清查仁和县官田。”桂萼喝着酒突然来一句。
常伦愣了愣，说道：“此事殊为不易。”
桂萼笑道：“困难就不去做，这官当得有什么意思？你看咱们王总督，整顿钞关、建港开海、惩治溺婴，哪件事不是得罪一堆人？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才换来这杭州大治。”
常伦提醒道：“清理官田，比开海还困难百倍！”
桂萼飒然一笑：“若非我职权不够，定把军田也一并清理了。之前几个月一直没动手，是怕坏了总督的开海之策，现在总督把杭州士绅打压得服服贴贴，正是清理官田的大好时机。”
浙江跟南直隶一样，官田遍地都是，如今已被侵吞过半。
就拿南直隶的江阴徐家来说，其遗孀杨氏想把女儿嫁给王渊做妾，允诺的嫁妆就有“官山十亩”。官山与官田一样，都属于朝廷所有，徐家不但将官山侵占，还敢堂而皇之的用来做女儿陪嫁品。
明代官田，不承担徭役，但赋税非常重，而且还各地不同。
一般而言，官田的赋税，是私田的三倍左右。但据《姑苏志》记载，朱元璋统治时期，苏州官田赋额“七斗三升”，而私田赋额只有“五升”，两者相差十三倍有余！
在洪武、永乐两朝，因为徭役繁多，且吏治相对较好。因此许多自耕农，纷纷把私田投献给朝廷，将自己变成官田的佃户，以此来逃脱繁重的徭役。
朱棣一死，吏治迅速败坏，苛捐杂税繁多，官田的重税就难以承受了。
有鉴于此，宣德年间在江南推行“平米法”，官田和私田的赋税，跟正米一起征收。且不用自己运粮，只需承担一定损耗，折成银钱或物品，由官府进行统一征收。
非常好的便民政策，却成功把百姓坑得家破人亡。
到正德年间，“平米法”已被官吏们玩出花来。“加耗”理由五花八门，苛捐杂税多达上千种，粮食折成钱物也有空子可钻，老百姓的日子比税收改革之前更加困难。
并且，这个政策还带来其他负面影响，即官田和私田的界限愈发模糊。
好多官田，并非豪绅强行霸占，而是被负担不起田税的佃户违法卖掉。这导致官田停留在官府鱼鳞册上，佃户必须每年继续缴纳重税。但实际又在豪绅手中，佃户照常耕种，并同时给豪绅交租，而豪绅则只收租子不交税。
佃户当然交不起双份儿，于是官府那边的重税欠着，只交田租给豪绅。
这种现象太普遍，导致官府都没法强逼佃户纳税，于是让粮长负责包干。粮长被逼得家破人亡之后，官田赋税继续欠着，每过几年朝廷都会下令免除，这种现象在史书里就一句话：皇帝免除某地X年至X年逋赋。
放眼整个浙江，杭州又是官田被侵占最多的地方！
常伦思虑道：“子实兄，就算清查官田，若不改革税法，几年之后就会恢复原样。”
桂萼笑道：“所以我在清查官田的同时，想把税法也一并改了。”
“如何改？”常伦问道。
桂萼说：“官民一则。”
常伦顿时来了兴趣，问道：“且详细道来！”
桂萼解释说：“丈量全县土地，重制鱼鳞册，不分官田民田，不分肥田瘦田，按全年应征钱粮平均摊派。里甲银、均徭银，皆并入其中征收，除此之外不得再征苛捐杂税。粮米折银定额，平（中等）米一石折银五钱，粮价上涨也不许更改！”
“嘶！”
常伦倒吸一口凉气：“你这哪是清田，你这是改革田税制度！此法一旦推行全国，大明就不再有官田私田之分，也没有良田薄田之分。”
说实话，桂萼这个法子，在收税上难免“一刀切”，导致薄田负担更重。但可以杜绝许多贪墨克扣现象，也堵住了皂吏胡乱摊派的口子。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不但老百姓得好处，江南数省的实收田赋还有可能翻倍——就算实行得不好，也能增长四五成田赋！
历史上，这个改革要等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顾鼎臣奏请查粮，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提出方案，十七年由欧阳铎和王仪在苏州试行，随后迅速在整个江南推广。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矛盾，杭州的主要矛盾就是官田被大肆侵占。
因此，本该创立“一条鞭法”的桂萼，居然率先把“征一法”给弄出来。这种税制改革并不复杂，创立起来也没啥难度，主要考验推行者的决心、手段和毅力。
桂萼又说：“可惜粮长是祖制，没有陛下应允，不能轻言废弃。否则的话，我直接把粮长废了，由官府统一征收赋税。再废除里甲轮流充役，改为官府统一雇役。再把各种赋役，全部折为银钱征收。或许别处的农民没有足够银钱，但仁和县的银子肯定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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