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神色变幻，脸色阴晴不定，良久，他叹道：“我与胡虏有深仇大恨，昔松锦之战，大舅便是死于奴贼之手，此仇不共戴天。大仇未报，又岂能与虎谋皮，与奴共存？”
方光琛道：“两国交战，死伤原是难免，长伯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观史书形势，昔为敌国，今为一家大为寻常。大丈夫欲成大事，当行不平常之事。光琛披肝沥胆相劝，此豪杰择功名富贵之时，长伯当相时度势，当机立断，方不失此分茅裂土之功！”
吴三桂仍有些犹豫：“引胡虏入关，此事非同小可，只恐引人非议。”
方光琛道：“此一时彼一时，昔款虏为下策，今君父死难，九庙灰烬，贼首更僭称尊号，罪恶之极，人神共愤，为君父复仇当为大义第一也！只要能剿灭流贼，光复神京，区区借虏，何足道哉？”
他窥探吴三桂的神情，大声劝道：“更言，吾等只是借兵，不是降虏。昔安史之乱，唐兵势弱，肃宗借回纥之力收回二京，懿宗亦借沙陀之力平定乱贼，皆传为美谈。长伯，光有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是不够的，还需巧用外力。”
方光琛的父亲是方一藻，当年方一藻巡抚辽东时，就觉得双方实力悬殊，应当与清议和，然后腾出手来镇压流贼。他更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模式，建议与清谈判。
只是黄道周等大臣强烈反对，此事便罢，方一藻也因为在激烈的朝臣斗争中心力交瘁，不久去世。
跟随父亲的那段经历也给方光琛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父亲当年的和谈建议没有错，若当年和谈成了，腾出手来镇压流贼，也不会有今日的流贼陷京之祸。
对于吴三桂担心的引虏入关可能名气不好听，他也不以为然，这段时间他待在京师，了解士大夫们的心理变化。
如果说以前他们想投靠新朝谋取富贵，然百官大多被拒绝使用，各官更被追赃助饷后，那剿灭流贼，灭亡顺国，已成了士大夫们心中第一切要之事，别的都可以放在第二位。
便如历史上的崇祯十七年五月底，得到吴三桂与清兵击败闯贼，收复京师的消息后，初立的弘光朝君臣反应是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马士英还第一个上疏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史可法也在六月初上疏：“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在六月初上疏说：“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对吴三桂的“借兵”，引狼入室，弘光朝大臣人人称快，几乎所有的决策大臣都沉浸在“借虏平寇”的幻想中，只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反对，但无任何作用。
马士英上疏的第二天，弘光朝还决定策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晋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皆给诰券、禄米，并由大学士王铎亲自起草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二人敕谕。
不但如此，因担心吴三桂等人蓐食未饱，还下令从海上运漕米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随行还运去坐蟒、纻丝等赏赐，以示宠异。
这也可以明白弘光朝在流寇败亡之初，为什么一味裹足不前，株守江南。就是都想着“借虏平寇”、“联虏平寇”，担心北上收复山东、畿南等地会“挑激”清军，授以南下口实。
所以他们行为才那么荒谬，步步坐视山东、河南等地沦陷，甚至将之视为“胡土”，就是怕出兵北上触怒满清。
这点上，史可法与马士英没有任何区别，虽然二人一个东林党，一个阉党，但都是“借虏平寇”、“联虏平寇”方针的最坚决支持者。
正因为了解士大夫们的心理变化，所以方光琛大胆判断，只要能剿灭流贼，别的都是次要的，借虏平寇也只是小事，更不要说还有为君父报仇这个大义压倒一切。
历史上吴三桂毫不犹豫借兵，此时他虽有些心动，仍然还在犹豫，他沉吟道：“只恐请神容易送神难。”
听吴三桂口气松动，方光琛心中大喜，他说道：“长伯不必担忧，夷狄只要财帛子女，流贼方是心腹大患。以回纥之势大，亦也退兵。昔年契丹国耶律阿保机入寇开封，患中国之民难治，只取财帛子女退回幽州去，料想东奴也是如此。我大明土地广博，财富众多，只要能剿灭流贼，光复神京，区区财帛子女何足道哉？”
吴三桂仍在踱步：“我堂堂大明伯爵，岂能屈尊卑辞胡虏之下？”
方光琛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昔大唐初立，唐高祖向始毕可汗称臣纳贡，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有渭水之盟。然数年之后，唐太宗便灭亡突厥，报此奇耻大辱，天威慑于诸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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