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从省城站发出时，月台上的人已经散了。
陈衡坐在硬座车厢靠窗的位置，那只帆布箱子塞在座位底下，箱角的铁皮顶着前排座椅的铁腿，刚好卡住，不会滑。资料箱搁在膝盖上，沉甸甸的，压得大腿骨有点酸。
车厢里人不多。斜对面几个出差的干部在打牌，其中一个穿灰色夹克的嗓门最大，每出一张牌都要拍桌面，啪地一声，震得桌上的搪瓷缸跟着跳。隔两排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裹在碎花棉被里，露出半个脑袋，睡得嘴巴都张开了。妇女靠着椅背打盹，胳膊箍着孩子没松过。车厢连接处站着一个年轻人在抽烟，烟雾被车门缝隙里灌进来的风搅得乱窜，一股呛人的味道飘过半节车厢。
列车员从车厢尾部走过来查票。一个中年女人，扎着马尾，铁路制服袖口磨得发白。她看了一圈，停在陈衡面前。
“同志，票。”
陈衡从上衣内兜里掏出车票递过去。列车员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车票是省国防工办统一订的，盖了章，票面上写着“公务”两个字。
列车员把票递回来，嘴巴动了一下，没说什么，往前走了。
走出去两步又回来了。
“同志，你这个座位后面有个空位，要不要换过去？那边靠窗，风小一点。”
“不用，这儿就行。”
列车员点点头，走了。
窗外的景色在往后退。先是省城郊区低矮的砖房和烟囱，烟囱冒着灰白的烟，不知道是烧煤还是烧柴。然后是成片的农田，麦苗在风里铺了一层浅绿，不仔细看还以为地没出芽。偶尔经过一个村庄，能看到土墙上刷着白灰标语，字迹被雨水冲得有几个已经认不出来了，剩下的半截还挂在墙上。
陈衡看着那些标语，脑子里冒出一年前的事。
一年前他也坐在硬座上，也是这条线。那时候怀里揣着迫击炮的鉴定报告，四个木箱搁在行李架上，他全程没敢睡觉，每隔十分钟就抬头看一眼，怕有人碰。口袋里的粮票是刘厂长数了两遍才塞进去的，数第二遍的时候嘴里还念叨——“别给弄丢了，到了北京买个馒头都要票。”
现在口袋里没有粮票了。有的是总装备部的调令，和六样金属物件。
调令他看过三遍了。措辞很简短，盖了三个章，最大的那个章是总装备部的，红色的油墨到现在还没完全干透，蹭到调令的折痕处洇了一小片。
他把资料箱打开，翻了翻，找到了丁副总长送的那本笔记本。
笔记本的皮面翻得起了毛边，指甲刮上去能感觉到皮面起的细小毛刺。里面记满了各种技术数据和会议记录。有些页面沾着油污，是当时在车间里边看边记蹭上去的。有些页面被茶水洇过，字迹旁边多了一圈淡褐色的水渍，他还能分辨出是老周那杯浓茶——别人的茶水不会洇出那么深的颜色。
他翻到最后一页。
那张黑白照片还夹在里面。
被击毁的装甲车，几个年轻士兵的笑脸。照片边角有一道折痕，是他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不小心折的，后来怎么压都压不平了。
他把照片抽出来，翻过去。
背面那行字，钢笔写的，笔迹已经淡了——
朝鲜，一九五二年冬。车里七个人，出来两个。
他把照片翻回正面。几个年轻人穿着棉军装，站在装甲车前面，最矮的那个还没有车轮高。他们在笑，笑得露牙齿。
陈衡把照片重新夹回去，合上笔记本，放进资料箱。箱子扣上锁扣的时候，金属碰了一声，对面打牌的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
火车进了河北地界后，窗外的地势开了。
大片的冬小麦铺到天边，地垄笔直，翻过的土块颜色深一些，没翻的浅一些，两种颜色交替着往远处排。偶尔能看到一台拖拉机在地里作业，排气管冒着黑烟，被风吹得歪向一边，拉了很长一条。
陈衡从随身带的搪瓷缸里喝了口水。水是凉的。搪瓷缸是从家里带的，不是老周那个——老周那个他没舍得要，让老周自己留着。这个是陈德厚塞进箱子里的，外壁印着“红星机械厂”五个字，漆掉了一半，“红”字只剩下一个偏旁。
打牌那几个人换了一轮，穿灰夹克的输了，被罚站起来学鸡叫。他学了两声，不像鸡，像鹅。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笑得拍桌子，搪瓷缸都拍翻了，茶水淌了半桌面。
“你这是鸡？这是杀鸡。”
“再来再来，有本事翻盘。”
陈衡没看他们，但听着这些动静，心里头松了一点。
下午三点多，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站台上有人上来卖鸡蛋。一个老头挎着竹篮，篮子里铺着干稻草，鸡蛋码在草窝里，个头不大，壳上还沾着鸡屎。
“煮鸡蛋，五分钱一个！”
抱孩子的妇女醒了，掏出一毛钱买了两个。鸡蛋还温着，她拿在手里没吃，先掰开一个，把蛋黄碾碎了喂孩子。孩子刚睡醒，迷迷瞪瞪地张嘴吃了两口，又把头埋回棉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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