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霁梧的办公室在二十三层，朝西，下午四点的光斜着切进来，照在办公桌左角那道旧划痕上。他没开灯，也没拉窗帘。钢笔盒是新的，深灰，皮质，边角磨得发亮，是他上周在东京买的。他打开盒盖，把那支锈蚀的钢笔放进去。笔帽上“陆”字刻得歪斜，像孩子用小刀硬抠出来的，墨迹早被磨平，只剩一道浅凹。
他没用过这支笔。七岁那年，陆知遥在手工课上刻的，被罚站到放学。他记得那孩子低着头，手背通红，却在走廊拐角，把笔塞进他外套口袋。他没还回去，也没告诉任何人。后来那支笔被收进抽屉最底层，和一堆旧作业本、半块橡皮、一张没寄出的明信片堆在一起。他连碰都不敢碰。
今天他第一次用它签了字。
不是沈氏集团的合同，不是并购案，不是董事会决议。是孤儿院的收养申请表，监护人栏，他填了三个字：沈霁梧。
笔尖划过纸面，没出墨。他低头看，笔尖锈住了。他没换，也没擦，就那么用钝了的笔尖，一笔一划，把名字写完。墨迹断断续续，像被风刮过的灰。
他把笔放进盒子里，附了张卡片。纸是普通的A4打印纸，裁成四分之一大小，字是打印的，没手写。他盯着看了三分钟，最后还是用铅笔，在右下角添了三个字：沈霁梧。
他没发邮件，没打电话。叫了司机，亲自送去机场快递点。收件人：陆知遥，非洲，阳光儿童之家。
快递员问：“要加急吗？”
“不用。”他说，“明天发，就行。”
司机在车里等了二十分钟，他站在柜台前，手指在包上摩挲，没动。最后他转身，没回头，只说：“走吧。”
那天晚上，陆知遥在非洲的宿舍里拆了快递。宿舍是铁皮屋，屋顶漏雨，他用塑料布补了三处。灯是节能灯，电压不稳，亮一下灭一下。他没开电脑，没看邮件，就坐在床沿，把钢笔盒放在膝盖上，慢慢打开。
笔锈了，盒是新的，卡片是打印的。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窗外有只猫在叫，声音哑，像被水呛过。他没动，也没哭。他把笔拿出来，用毛巾擦了三遍，擦掉锈，擦掉灰尘，擦出一点铜色。然后他把它放在窗台，让月光照着。
第二天早上，院长敲门，说：“有个男人，在院外站了一整天。”
陆知遥没问是谁。
“没说话，没要水，没要饭。手里攥着一支新钢笔，黑色的，带银环。天黑了还不走。”
“他穿什么？”
“灰夹克，牛仔裤，鞋底沾了泥。没戴帽子。”
陆知遥点头，没再问。他起身，去仓库拿纸鹤。七十二只，每一只都是用旧信纸折的，翅膀上写了一个名字。他把它们摆进玻璃柜，最中间的位置，放那支锈钢笔。
柜子是旧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胶带贴着。他没换。
那天下午，他去镇上买墨水。回来的路上，路过村口的小卖部，老板娘问他：“你那个朋友，还在外面吗？”
“哪个朋友？”
“就是昨天那个，站了一天的。他今天早上走了，把那支新钢笔，放在了门口的石墩上。”
陆知遥没说话。
“我捡了，想还给他，可他没回来。”
“你留着吧。”他说，“我用不着。”
他回宿舍，把钢笔从柜子里拿出来，放进抽屉。纸鹤没动。他关上柜门，锁扣有点松，咔哒一声，没锁紧。
晚上，他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念书。讲的是《小王子》，法语原版，他学过，但发音不准。孩子们听不懂，但安静。有个女孩问：“小王子的玫瑰，后来怎么样了？”
“死了。”他说。
“那他难过吗？”
“他种了新的。”
“新的玫瑰？”
“不是。”他顿了顿，“是别的花。”
女孩没再问。灯灭了，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抽屉上。
第二天，院长又来了，说：“那个男人，又来了。”
陆知遥正在给一个孩子包扎膝盖。伤口是昨天爬树摔的，血已经干了，结了痂。他没抬头：“他来干什么？”
“还是站那儿。手里没拿东西了。就站着，看院门。”
“多久了？”
“从早上七点，到现在。”
陆知遥放下绷带，没擦手，直接去洗。水龙头锈了，水流细，带铁腥味。他洗了三遍，手还是红的。
他没出去。
晚上，他打开电脑，登录内部系统。他查了沈霁梧的行程。过去七天，他在巴黎、东京、上海、北京，没飞非洲。他查了航班记录，没找到任何从中国飞往这里的记录。
他关了电脑。
窗外，风大了，吹得铁皮屋顶嗡嗡响。他起身，走到窗边，看见院墙外，路灯下，一个人影站着，没动。手里空着，没钢笔，没包，没伞。只是站着，像在等什么。
陆知遥没开灯，没喊，没挥手。
他关上窗，拉上窗帘。
那晚，他梦见自己七岁，站在福利院的槐树下，手里攥着一只断了腿的纸鹤。沈霁梧在远处，背对着他，手里拿着一支新钢笔。他想跑过去，脚却陷在泥里。他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吞了。
醒来时，天刚亮。阳光照在抽屉上，锁扣还是松的。
他走过去，打开抽屉，拿出那支锈钢笔。笔帽上的“陆”字，被月光照得发亮。
他把它放回玻璃柜，和纸鹤并排。
柜子外，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石墩上——那里，静静躺着一支黑色钢笔，银环在光下，闪了一下。
没人去拿。
没人说话。
风从窗缝吹进来，卷起一张纸，是昨天院长贴在公告栏的缴费通知，纸角卷了，边角发黄，被风吹得翻了两下，最后停在墙角，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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