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凡修好了馆顶那块漏雨的瓦。
他花了三天，买了新瓦片、石灰和防水涂料，自己爬上去换的。老街的屋顶坡度不算陡，但七十年的瓦片经不起踩，脚下稍微用力就能踩裂一片。
馆里多了几件东西：一张折叠桌，两把新木椅，墙上挂了一块白板，上面用记号笔写了几个字：“委托登记处。”
这是两百万元的第一个用处。不是修缮馆顶，不是添置家具，而是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间真正能办事的馆子。
老赵那天路过，看见陈凡在换瓦，站在下面看了半天。
“你一个人换？”
“嗯。”
“也不请个人。”
“不用。”
老赵嘴上不说，第二天拎了一桶石灰搁在馆门口，也没打招呼就走了。陈凡看见那桶石灰，没追出去。老赵这人就这样，帮人从来不挂在嘴上。
下午老赵又晃过来，看陈凡在装白板。
“哟，这回像样了。‘委托登记处’，有模有样的。不过我说小陈，你那折叠桌也不换张好的？就这破桌子，人家一进门还当你没收破烂的。”
“够用了。”
“你那账户里不是有钱了吗？装修一下啊。”
陈凡停下手中的活，看了老赵一眼：“赵叔，你怎么知道我有钱？”
老赵一愣，赶紧摆手：“我瞎猜的。你那物业案不是说委托费退了大半吗？我就随口一说。”
陈凡没拆穿他。老赵这人嘴碎，但心不坏，街坊邻居的事他比谁都上心。
第二个用处他还没动，因为第三桩委托来了。
来的人是一个老人。
六十七八岁，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衫，左手拎一个布袋子，右手拄一根竹杖。竹杖不是买来的，是从路边绿化带里折的一根枯竹，削了枝杈，磨了竹节，握久了发亮。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
陈凡透过门缝看见他的。下午两点左右，馆里没客人，他坐在折叠桌后面整理刘叔那桩物业案的结案归档材料。门板只开了一扇，老人站在日光里，面朝馆门，没有走进来。他的嘴张了两次又合上，像一条搁浅的鱼，水就在眼前，但已经没力气游过去。
陈凡起身走到门口。
“老先生，进来坐。”
老人抬起头看他，眼眶泛红但没流泪。他的嘴第三次张开时，嗓音比陈凡预想的要平静，平静到让人觉得这平静本身就是一种忍耐。
“我叫赵德厚。退休工人，红星机械厂。厂子九八年关了，我拿了一笔安置费，加上这些年攒的退休金，一共十四万七。”
他停了一下。
“没了。全没了。”
陈凡把他请进馆里坐下，倒了一杯水。老人接过杯子，两只手捧着，像捧着最后一点温度。
“赵叔，慢慢说。不着急。”
赵德厚的故事讲了一个小时。
三年前，他老伴去世。丧事办完之后，他一个人住在城南旧宿舍楼的四楼，五十平米，老房子，暖气不太好，冬天靠电褥子凑合。
独居头一年还算正常。早上公园散步，中午买菜做饭，下午看报纸看电视，日子寡淡但不难捱。
第二年春天，公园门口多了一张摊位。血压仪、几盒标着“天然草本精华”的保健胶囊，和一个穿白大褂自称“健康管理师”的年轻女人。免费量血压，免费试吃一盒，不好不要钱。
赵德厚的血压确实偏高，但他一直吃医保报销的医院降压药，没在意。
试吃完了之后，“健康管理师”打电话约他去体验中心坐坐，说专家一对一指导。
体验中心在城南商业街，门面不大但装修体面，沙发茶几投影仪，六个工作人员穿统一制服，笑容标准。
一个下午，三杯养生茶，两场讲座。临走被“健康顾问”拉住：“赵叔叔，您的情况严重。降压药只能控制指标，不能修复血管损伤。我们独家配方，三个月疗程，两千八。”
两千八不算天文数字。他犹豫一天，买了。
三个月后血压没降。“健康顾问”说正常，身体需要先排毒再修复，追加第二个疗程，四千八。
之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疗程。价格从两千八涨到一万二，理由从“排毒修复”变成“深度修复”再变成“靶向调理”最后变成“系统重建”。赵德厚的积蓄像水灌进沙地，灌了两年半。
到去年冬天，他的十四万七只剩下三千两百块。
三千两百块是他最后的退休金，还够撑两个月的生活费。
他终于察觉不对了。停药之后去社区医院做了体检，结果显示：血压与两年半前基本持平，血管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那几万块钱的“疗程”，从头到尾没产生任何可验证的医学效果。
赵德厚讲到这儿，声音终于抖了一下。
“陈老板，你说我是不是蠢？一个七十岁的人，被几个小年轻骗得团团转。”
陈凡摇头：“赵叔，不是你蠢。他们专门针对独居老人设计套路，一步一步把人套进去。换了谁都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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