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沈恪站在那扇门前，站了大概三秒，然后转身，走回到显示屏前。
屏幕上全是数据。密密麻麻的折线图，像心电图，又不完全像，那些波动的幅度太细腻，普通仪器捕捉不到，是他自己改装的传感器才能记录下来的频段范围。
他把最后一组实验数据调出来，对着看了很久。
志愿者编号07，42岁，工程师，参与实验前自述对夜间仰望星空有持续性的焦虑感，入睡困难，偶有不明来源的“被注视感”。进入过滤环境后第三天，焦虑指标下降了61%。睡眠质量显着改善。到第十天，所有主观不适报告全部清零。
数据漂亮得让人不安。
沈恪把那一组往下拉，找到附注栏。
07号在第七天的访谈记录里，有一句话：“我最近好像不太会做梦了。”
他用红色标注过这句话，“注意此项”。
现在他重新看到这行字，想起07号说这话时的表情。那人脸上没有任何警觉，语气很平，甚至带着点满足，就好像“不做梦”本身是一件好事。
问题是，它确实是好事吗？
沈恪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整个过滤网项目的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清晰的：星际信号以某种特定频率持续干扰人类的潜意识感知通道，长期积累会加剧焦虑、认知混乱，甚至引发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过滤网的作用，就是在感知通道前设一道屏障，让那些频率在抵达大脑之前就被钝化，降低到可以忽略的阈值。
原理干净，目的正当。
他当时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但07号说“不太会做梦了”，说这话的时候是第七天。到第十二天，07号的创意测试得分比基准线下降了23%。对方没有察觉，甚至觉得自己状态很好。
沈恪把12个志愿者的数据全部调出来，横向比对。
结果在他意料之中，又比他预想的还要整齐。
9个人的焦虑指标显着下降。8个人报告睡眠改善。但同步出现的还有：创意思维测试平均得分下滑19%，情绪共情问卷得分下降14%，有3个人主动提到最近“对很多事情不太感兴趣了”，有2个人说“音乐听起来好像没以前那么好听了”。
那句话让沈恪停了很久。
音乐听起来没那么好听了。
他忽然想到文鸳。想到那场在密室里持续了三个小时的低频共鸣，想到那些原本剑拔弩张的人，在某个他没有完全理解的频率里，慢慢松开了彼此的防御。文鸳说那是“让人听见彼此”，她的整个艺术逻辑，建立在人类对某些频率天然敏感这件事上。
而他现在正在做的，是把这种敏感，从根本上切掉一部分。
沈恪把视线从屏幕上移开，落在桌角那只马克杯上。已经凉透了，里面还剩半杯咖啡，表面结了一层深色的薄膜。
他没有去喝，只是看着那杯咖啡，脑子里翻来覆去转着一个问题。
为了安全，主动限制人类意识的某些维度——这叫进步吗？
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从实验开始的第五天，他就察觉苗头不对，但当时把自己说服了：数据还不够完整，样本量太小，也许下降趋势会在后期自然修正。
到第十天，数据更完整了，趋势没有修正，反而更清晰了。
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组数据。
项目助理发来消息问进度，他回了一个“正在整理”，然后把文档加了一层新的访问权限。原本共享给三个人，他改成了只有自己。
不是对那三个人不信任，是对这件事一旦公开之后的走向不信任。这个项目背后有资金，有机构，有一整条期待着“成功结果”的利益链。如果他现在把“实验成功但损伤了创造力和共情能力”这个结论交出去，有人会说“这在可接受范围内”，有人会说“继续推进，优化参数”，有人会说“为了大局，这点代价值得”。
他不想听到这些话。
他甚至不确定，如果听到了，他能不能顶住。
沈恪站起来，走到实验室最里侧的那面墙前。那里贴着一张很大的手绘频率分布图，是他在项目初期亲手画的，用来标注不同频段对人体感知系统的影响区间。红色的区域是高强度干扰段，黄色是中度，绿色是可忽略段。
过滤网针对的是红色区域和一部分黄色区域。
但现在他看着这张图，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画这条边界的时候，是不是太想当然了。
那些被他标成“干扰”的频率，和那些让人听得进音乐、做得了梦、愿意对陌生人共情的频率——是不是同一条根？
不能过滤其中一个，而不动另一个？
他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让他停下来的地方。
不是伦理委员会的意见，不是资金方的压力，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个答案。
一个搞了十几年神经感知研究的人，面对自己项目的核心假设，突然不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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