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师礼后，京东战事愈发紧迫。
皇太极虽屯兵永平，却始终觊觎山海关，不断派骑兵在抚宁、山海关一带游荡侦察，试图寻找防线漏洞。
抚宁位于山海关东北三十里，是山海关的“门户”，若抚宁失守，山海关将直接暴露在敌军兵锋之下。
正月初六，祖大寿遵照孙承宗的部署，派参将黄惟正、游击孟道、都司祖可法（祖大寿养子）、刘天禄四位将领，率领四个骑兵营（约四千余人）驻守抚宁。
为加强防御，祖大寿又令辽军中的蒙古都司桑昂儿介，率领三千蒙古骑兵在距山海关三里的龙王庙扎营。
形成“抚宁-龙王庙-山海关”的三角防御体系，以备截击来犯之敌。
为激励士兵主动出击，祖大寿还颁布了一条特殊军令：“凡有勇士袭击后金侦察队或小股部队，所获战利品尽归个人，另赏白银十两。”
此令一出，辽军士兵士气高涨，常有小队骑兵悄悄出城，袭扰后金的侦察兵，斩获颇丰。
正月初九，后金军队终于对抚宁发动首次猛攻。
清晨，数十名后金游骑率先抵近城下，试探性地射击弓箭。
随后大队步兵推着云梯、盾牌蜂拥而至，从东门、北门两个方向同时攻城。
抚宁守将黄惟正早已做好准备，下令城上火炮、鸟铳齐发，滚木礌石如雨般砸向敌军。
后金士兵虽悍勇，却在明军的猛烈反击下难以靠近城墙，多次攀梯攻城均被击退，尸体堆积在城墙下，鲜血染红了护城河。
激战至午后，后金军队损失惨重，只得撤兵。
初十，皇太极得知抚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三万大军进至距山海关三十里外的凤凰店，设立三座营寨，意图亲自指挥攻城。
祖大寿闻讯，立即调派副将陈维翰、王成、李居正、郝尚仁等率领二千五百余名士兵，分设“奇、正”两营，在抚宁城西布阵，与城内守军形成呼应。
十二日，为摸清后金的兵力部署，朱梅派数名士兵伪装成贫苦乞丐，混入后金营地附近的村落侦察。
这些士兵凭借娴熟的方言与狼狈的装扮，成功躲过后金哨兵的盘查，摸清了皇太极的大营位置、兵力分布及攻城器械数量，连夜返回山海关禀报。
十三日清晨，后金军队采取“诱敌出战”的策略，派“六甲骑兵”（即由六个甲喇组成的精锐骑兵）多次在明军阵前挑衅，辱骂嘲讽，试图引诱明军出击。
但辽军将士牢记孙承宗“坚壁固守，勿轻出战”的嘱咐，始终坚守营垒，不予回应。
正午时分，正当明军以为后金会再次攻城时，山湾处突然涌出大批后金步骑兵，约一万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明军的“奇营”。
陈维翰临危不乱，下令士兵依托营寨工事反击，火炮、鸟铳对准冲锋的后金骑兵猛烈开火，一时间硝烟弥漫，惨叫声不绝于耳。
双方从中午激战至傍晚，后金军队虽多次突破明军的外围防线，却始终无法攻破营寨核心。
此时，抚宁城内的守军见状，立即开城出击，从后金军队的侧后方发起攻击，城上的火炮也调转炮口，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
后金军队腹背受敌，阵型大乱，只得仓皇撤军，退回抚宁附近的营地，却又遭抚宁守军的火炮持续轰击，最终不得不向西撤退，与皇太极的大营会合。
十四日，祖大寿派侦察兵确认后金军队已全部撤离后，抚宁的战局暂时缓和。
此时，山海关城内的数百名乡民聚集在城门处，恳请孙承宗允许他们出城寻找柴米——因战事紧张，城门已多日关闭，城内百姓的生活物资日渐匮乏。
孙承宗考虑到民心安定的重要性，下令打开城门，允许乡民分批出城，并派少量骑兵护送，确保其安全。
十五日，山海关守军将一批急需的火药、铅弹运至抚宁，补充守城物资。
至此，持续十日的抚宁保卫战以明军胜利告终。
孙承宗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盛赞此功：“抚宁之捷，全赖祖大寿调度有方，将士用命，此乃辽军复振之兆也！”
就在抚宁战事胶着之际，昌黎的危机也悄然降临。
昌黎位于永平东南，是连接永平与山海关的重要节点，皇太极若拿下昌黎，便可切断山海关与南方的联系，孤立孙承宗的军事集团。
正月初五，孙承宗预判昌黎可能遭袭，派辽军步兵一千余人前往昌黎协防。
不料，这支军队抵达昌黎城下时，却遭到昌黎县令左应选的拒绝。
左应选是文官出身，对辽军心存疑虑，担心“外兵入城必扰百姓”，竟紧闭城门，不许辽军进入。
辽军将领反复解释，左应选仍固执己见，最终辽军只得在城外扎营，与昌黎城形成“内外呼应”的态势。
正月初九，皇太极见抚宁久攻不下，便改变策略，下令敖汉、柰曼、巴林、扎鲁特等蒙古仆从军进攻昌黎。
并许诺：“若攻克昌黎，城中财物、女子任由尔等劫掠，朝廷不予干涉。”蒙古部落本就嗜利，听闻此言，当即集结五千余人，向昌黎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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