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上海老洋房二楼的书房里，空调的嗡鸣声混着打印机吞吐纸张的声音。
第一号内部简报正在定稿。与之前的四万字报告不同，简报只有三页，分三个部分：核心数据、趋势判断、政策模拟。秦文渊坚持用仿宋字体、1.5倍行距——“领导们眼睛都不年轻了，要看得舒服。”
“泰国六月外汇储备减少28亿美元，这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刘易之指着最新数据，“国际游资在试探。泰铢远期汇率贴水扩大到12%。”
周明华补充：“我联系了在泰国的三家中国企业，反馈一致——当地银行收紧信贷，项目回款困难。有一家建筑公司已经准备撤出。”
肖向东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看着简报清样。窗外梧桐叶密，蝉声聒噪。他想起去年在香港台风夜说的“技术是刀，金融是手”，现在这只手已经开始颤抖。
“加一条。”他忽然开口，“在‘政策模拟’部分增加情景四：如果危机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爆发，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冲击及应对。”
李卫国抬头：“这么具体的时间点……”
“必须具体。”肖向东起身，“香港回归是百年大事，国际资本一定会找机会做文章。如果东南亚危机在那时爆发，会被加倍放大。”
秦文渊沉吟片刻，提笔在简报末尾加了一段：“特别提醒：1997年二季度至三季度为敏感时间窗口，香港金融市场可能面临‘回归效应’与‘危机效应’叠加冲击。”
简报当天下午传真至北京。按约定，每周二报送。
等待反馈的日子是煎熬的。第一周，没有回音。第二周，依旧沉默。到第三周，刘易之有些焦躁：“是不是又石沉大海了？”
7月23日，转机来了。
吴仪办公室那位秘书打来电话，声音很轻：“简报领导看了。两点意见：第一，数据来源标注要更清晰；第二，今后可增加对国内企业实际影响的案例分析。”
就这两句。但足够说明：有人在看，而且看得很细。
团队立刻调整。第二号简报增加了“企业影响”专栏，周明华亲自采访了二十家外贸企业，整理出典型案例。第三号简报开始跟踪韩国、印尼的债务数据——泡沫不止泰国。
老洋房成了信息中枢。订了《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每天一早，刘易之带着两个年轻助理翻译摘要。秦文渊动用人脉，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拿到一些非密级的宏观数据。周明华的企业家网络则提供一线感受。
一个立体的预警系统，在民间悄然建立。
1996年9月，雷声开始响起。
先是泰国总理宣布“房地产市场健康调整”，接着是央行行长信誓旦旦“泰铢不会贬值”。但国际媒体已经开始用“危机”这个词。《经济学人》封面标题：“亚洲奇迹的终结？”
刘易之每天盯紧国际汇市。9月12日，他冲进书房：“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增持泰铢空头头寸，金额可能超过50亿美元。”
所有人都知道索罗斯这个名字——1992年击溃英镑，1994年狙击墨西哥比索。金融大鳄的嗅觉是最准的。
“我们的简报里提过索罗斯吗？”肖向东问。
“提过，在第五号简报，第2页。”秦文渊翻出档案，“原话是‘国际对冲基金可能成为危机触发器’。”
“把这句话加粗，放在下周简报的首页。”
那天下午，肖向东做了个决定：让陈思北来一趟老洋房。
陈思北从张江工地赶来，满身尘土。听完情况，他困惑：“我是搞芯片的，金融我不懂。”
“但芯片要卖给谁，你懂。”肖向东调出投影，“如果东南亚经济崩了，我们规划中的低端芯片市场就没了。如果全球需求萎缩，8英寸线的投资回报周期要拉长。”
他顿了顿：“陈思北，我们要重新评估芯片战略。两条腿走路没错，但可能要调整顺序——自主研发不能停，但引进线的节奏要放缓。”
陈思北沉默了很久。他理解逻辑，但情感上难以接受——8英寸线是他亲自谈判、亲自设计的，眼看设备就要运抵上海。
“如果危机不来呢？”他问，“如果只是虚惊一场，我们放慢节奏，就错过了时间窗口。”
“如果危机来了，而我们没做准备，死的不仅是时间窗口，是整个项目。”肖向东声音很沉，“陈思北，做芯片和做预警是一样的——都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最终决定：8英寸线设备进口暂缓，已到港设备封存待用；自主研发投入增加10%；市场开拓重心转向国内和欧美。
痛苦的调整。但没人反对。
调整的不只是芯片业务。
9月底，肖向东飞往香港。这次不是开会，是坐镇。
香港分公司办公室里，他召集了全部八名员工——都是这两年招聘的本地金融人才。投影幕布上显示着恒生指数K线图，和一行刺眼的数据：1996年1-9月，流入香港的热钱同比增长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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