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报告初稿完成。标题最终定为：《亚洲金融风险与中国应对——基于泰国泡沫的预警分析》。四万字，附三十张图表，十页数据附录。
打印出来那天，所有人围着那叠纸，像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送吗？”李卫国问。
“送。”肖向东说，“但怎么送，有讲究。”
报告送达，是一门艺术。
秦文渊走官方渠道：通过老同事，送到国务院研究室的案头。信封上注明“原XX部秦文渊 呈”。
刘易之走学术渠道：在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做闭门报告，听众里有几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学生。
周明华走企业渠道：在工商联的座谈会上分发精简版，引起几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的关注。
但最重要的那条渠道，肖向东亲自走。
5月15日，他带着报告飞往北京。不是去部委，而是去海淀区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程老的家。
程老看完摘要，沉默良久。
“你们胆子不小。”他说，“央行刚开过会，认为东南亚问题是‘局部调整’。”
“程老，数据不会说谎。”肖向东打开附录，“泰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值已经达到1.5，国际收支赤字占GDP8%。这是典型的危机前兆。”
“我知道。”程老叹气，“但现在是1996年，不是1988年。上面希望稳定，不希望听到危机言论。”
“可危机不会因为不听就不来。”
程老看着肖向东，眼神复杂：“你让我想起一个人——1984年，有位年轻学者写报告，说‘价格双轨制会导致腐败和资源错配’。报告送上去，他被批评‘唱衰改革’。后来呢？他说对了，但代价是坐了十年冷板凳。”
“我不怕坐冷板凳。”肖向东说，“但我怕危机真来了，我们什么都没做。”
程老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窗外传来鸽哨声，悠长。
“报告留下。”他终于说，“我有个学生，在吴仪同志办公室工作。我让他‘不小心’放在领导能看见的地方。但——”他转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石沉大海。”
“只要放上去了，就有一线可能。”
离开程老家时，天色已暗。肖向东走在胡同里，想起1992年南方谈话后，那种万物复苏的气氛。四年过去了，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话，越来越难说。
但难说，也要说。
报告送上去了。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五月底，李卫国接到一个电话——央行研究局一个处长，秦文渊的老部下，约他“聊聊”。
见面地点在央行大楼附近的一家茶馆。处长姓赵，四十出头，很客气，但话里有话。
“报告我们看了，很扎实。”赵处长斟茶，“但有些结论……是不是太悲观了？”
“赵处长，我们所有数据都来自公开来源，计算过程可以复核。”
“我知道，我知道。”赵处长摆手，“但你们看，泰国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扬，说‘宏观管理良好’。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也说，亚洲奇迹还在继续。你们一家民间机构的报告，和这些国际权威结论相反……”
李卫国听明白了：不是数据问题，是“谁来说”的问题。
“赵处长，1989年日本泡沫顶峰时，国际机构也在唱赞歌。”他尽量平静，“我们不是要否定亚洲奇迹，是提醒奇迹背后的脆弱性。”
“提醒是好的。”赵处长放下茶杯，“但方式要注意。你们报告里说‘危机可能在未来12-18个月内爆发’，这种具体时间点，万一没发生，影响不好。”
“如果发生了呢？”
赵处长顿了顿：“发生了，那是国际大环境问题，不是我们预测能力问题。小李啊，”他换了个称呼，“改革走到今天，不容易。上面希望的是信心，是稳定。你们这个报告，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担忧。”
话说到这里，已经明白：报告不会被采纳，至少现在不会。
临走前，赵处长还是拿走了报告的精简版：“我私下看看。但正式渠道……就先这样吧。”
李卫国回到上海，向团队转达了这次会面。书房里气氛压抑。
“意料之中。”秦文渊苦笑，“我当年那份报告，也是这样消失的。”
刘易之有些激动：“那我们写它干什么？为了证明我们对了，然后说‘你看，我早说过’？”
“不是。”肖向东开口，“是为了当危机真的来时，有人记得我们说过。是为了下一次，再有人说的时候，阻力小一点。”
他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香樟树：“历史是层叠的。我们今天做的事，可能不会改变明天，但可能改变后天。”
话虽如此，挫败感是真实的。
转机来得意外。
六月上旬，科委组织“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座谈会”，邀请二十位企业家，外贸部吴仪副总理出席。肖向东在名单上。
座谈会前三天，程老的学生——那位在吴仪办公室工作的年轻人——悄悄给肖向东打了个电话：“领导桌上那份报告，她看了。座谈会可能会问，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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