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2日，上海徐汇区一栋法式老洋房门口。
红绸揭开，露出黄铜牌匾：“向东战略研究院”。七个字，简体，没有英文翻译，在梧桐树影里泛着哑光。没有剪彩仪式，没有媒体采访，只有二十几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块牌子。
肖向东站在最前面，身边是三位新面孔：
第一位，秦文渊，六十五岁，退休前是某部委司长，参与过八十年代多项重大改革方案起草。他穿着灰色夹克，背挺得笔直，手里拎着个旧皮包。
第二位，刘易之，四十二岁，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去年放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职位回国。戴着无框眼镜，说话时习惯性夹几个英文单词。
第三位，周明华，五十八岁，原上海某国有集团董事长，经历过三次宏观调控，退休后写了本《中国企业生存手记》，在圈内流传。
这三人，是研究院的首批高级研究员。
“地方选得好。”秦文渊环顾老洋房，院子里有棵百年香樟，“梧桐区，闹中取静。离市委不远，但又不是体制内。”
“就是要这个效果。”肖向东推开厚重的木门，“研究院独立运营，经费自筹，观点独立。但离决策中心近，信息能快速传递。”
一楼是资料室和会议室。资料室里已经摆满了书：从《资本论》英文原版到最新的IMF报告，从中国统计年鉴到泰国房地产白皮书。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被红笔圈出。
刘易之走到地图前：“数据收集三个月，趋势越来越明显。泰国外债总额89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占65%。房地产空置率曼谷达到30%。”
“但GDP增长率还是8%。”周明华接话，“很多人觉得，高增长能掩盖一切问题。”
“掩盖不是解决。”秦文渊在会议桌前坐下，打开皮包，拿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1988年价格闯关前，也有这种气氛——表面繁荣，底下暗流涌动。我当时写了份风险报告，送了，没下文。后来通胀冲到18%。”
他翻开笔记本，某一页贴着1988年的剪报和手写批注：“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
肖向东示意大家坐下：“今天挂牌，第一项工作就是确定首份报告方向。我提议：亚洲金融风险与中国应对。”
李卫国刚从北京回来，风尘仆仆：“我在发改委听到风声，高层也在关注东南亚经济过热。但基调还是‘谨慎乐观’，认为中国有防火墙。”
“防火墙挡不住寒流。”刘易之调出投影，“中国出口的30%流向东南亚，如果那边需求萎缩，我们出口企业马上受影响。更关键的是——如果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可能把整个亚洲视为风险区，连带做空香港，冲击我们的外汇储备。”
会议室安静下来。窗外，梧桐树新叶初发，春光正好。但室内讨论的，是一场可能到来的风暴。
为了获取一手信息，肖向东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派李卫国和刘易之亲自去泰国考察。不是官方代表团，是“私人旅游考察”。
1996年4月8日，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热浪裹挟着香料味扑面而来。李卫国走出机场，第一眼看见的是巨幅房地产广告：“皇家河岸豪宅，首付仅5%！”英文、泰文、中文并列。
来接机的是个华裔泰国人，姓陈，五十多岁，做建材生意。他是周明华介绍的关系，一路上话很多：
“李先生，刘先生，你们来得正好。曼谷现在就像个大工地，到处盖楼。”陈先生指着车窗外掠过的塔吊，“但很多楼盖到一半停了——开发商没钱了。”
“银行不放贷了？”刘易之问。
“不是不放，是不敢放。”陈先生苦笑，“去年还能用土地抵押贷到款，今年银行要求看到预售合同。可房子卖不动啊，本地人买不起，外国人不敢买。”
车经过一片高档公寓区，外立面豪华，但阳台空空荡荡，没几户亮灯。
“这里房价，三年前每平方五千泰铢，现在两万。”陈先生说，“我有个朋友，炒了三套房，账面上赚了一千万泰铢。但他现在睡不着觉——卖不掉，每月还贷压死人。”
接下来的三天，李卫国和刘易之跑了曼谷的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建筑工地、甚至街头大排档。他们请翻译帮忙，采访了银行信贷员、股民、建筑工人、小店主。
几个片段让李卫国印象深刻：
在证券交易所，一个中年股民眼睛通红地说：“我把房子抵押了炒股，现在跌了40%。银行下周要收房，我不知道去哪住。”
在建筑工地，工头抱怨：“开发商欠我们三个月工资，说等卖掉楼花就给。可楼花在哪？”
在一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私下说：“我们知道有问题，但不能停。一停，坏账马上暴露，银行先倒。”
第四天，他们去了芭提雅。这个海滨城市更夸张：到处是半完工的度假别墅，沙滩上立着“全球顶级海景豪宅”的广告牌，但沙滩上没几个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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